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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学者研究发现，鲁迅举家入住修葺一新的八道湾后，前来祝贺的“人很少，门前冷清”。这倒也罢了，说明该学者研究不深入。但是依据3月14日“午宴同乡同事之于买宅时赠物者，共二席，十五人”而得到“蔡元培、钱玄同等未到席”的结论，就不那么令人信服了。你以为摆一桌饭想请谁就请谁啊？15人中有没有钱玄同暂且不论，蔡元培是什么身份？北大的校长！鲁迅此时是什么身份？不过是教育部的一个小科长（相当于处长），直到此年8月份，他才是北大的讲师，打个零工，讲授中国小说史。身份差距太大，鲁迅乔迁新房，是不可能去请北大校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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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家中请客，是很重大的一件事。15个人吃饭，两大桌，饭菜由谁来治？这是个问题，依靠周作人及其日本老婆显然不现实。近读邓云乡先生《鲁迅与北京风土》中有关堂会与请帖的章节，令人眼前一亮，这个问题迎刃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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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先生说，当年北京人在自己家中或会馆中请客，有一个行话叫作“堂会”，饭庄派人去应这种生意叫作“走堂会”。当时北京大小饭馆，都管外送，小到提着食盒送炒饼、豆腐汤，三四十个铜圆的生意，大到几桌酒席，挑了大圆笼、行灶到顾客家中现烧，结算下来几十块银圆。贵贱虽大有悬殊，但送到家中的原则却是一样。那时鲁迅一家独住一所四合院子，在家中设席宴请是有条件的。鲁迅虽未记明是用谁家的菜，“但是用饭庄子的菜则是肯定的”。并且邓先生推测，寓所离西四不远，很可能是用同和居的菜吧。这是三四天前就订好了的。晚上六七点钟上席，下午三四点钟饭庄子的伙计就挑着大圆笼来了。菜肴之中，冷荤都已摆好盘，往上一端就可以了。热炒都已切好、拼好、配好，只要一下炒勺，旺火一翻身就可上桌。这就是当时饭庄子“走堂会”的情况。那时北京的中等饭庄子，如广和居、同和居、东兴楼之类，除去门市生意而外，外送酒席是很大的一笔生意，每天都有，城里的所谓“大宅门”，三天两头是有这种饭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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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这只是一桌、两桌的小饭局；如果红白喜事、娶亲过寿的大局面，那就是另外的情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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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送请帖又是一大讲究。当时正式宴会，都要预先发请客帖子，谚语道：“三日为请，两日为叫，当天为提来。”所以帖子要在三日前发出，不然便为失礼。这一点鲁迅就很注意，他3月14日请客，3月9日上午，提前5天就把帖子发出去了。这种帖子都是纸店印的现成的空白帖子，填好日期、地址、姓名，按时发出去即可。如果是红白喜事，发的帖子多，还可以向小印刷所订印。《同治都门纪略》引《都门杂咏》云：“台光红帖印千张，喜网拉来如许长。夜半起来看天色，盼晴早到汇元堂。”这是清代的情况，后来到民初，基本上与此相同。发帖子多，目的是想多收份子钱。其中“台光”二字，是请柬的专门词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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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先生还将民国年间的帖子格式附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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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订于某月某日×午×时，假座本宅，洁樽恭候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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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谨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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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址：某街某巷××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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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是在饭庄子中请，那“假座本宅”就可改为“假座某某楼饭庄”；如果是请全家，则“台光”二字就改为“阖第光临”。请柬上不写被请人姓名，帖子外面还有封套，被请人姓名写在封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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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云乡先生还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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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表示对客人的尊敬，在请帖以外有的还要附一份“知单”，将所请客人的姓名，一一开列在“知单”上面，以便客人知道被请的还有什么人。被请的人，要在“知单”上签名，方法是在自己的姓名下面写一“知”字或“敬陪”二字。如被请的人年龄、地位大多高于自己，则应签“敬陪末座”四字，以示礼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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遥想鲁迅当年府中答谢同事同乡的情况，差不多即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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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海甸停饮大醉——独撑八道湾的苦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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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1年5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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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海甸（海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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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5月27日鲁迅日记云：“清晨携工往西山碧云寺为二弟整理所租屋，午后回，经海甸停饮，大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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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底至1921年夏，是鲁迅非常辛苦的一个时期，因为家眷刚来北京，费用日繁，教育部却拖欠工资，侄儿重病出院不久，鲁迅支撑家庭的压力非常大。1920年7月—12月及1921年鲁迅大部分日记都作“无事”，非常简约，盖为生活所拖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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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他的两个弟弟，情感是有偏重的。从鲁迅日记中可知，自1912年5月鲁迅进京，至1917年4月周作人进京前，鲁迅关于周作人的记录是周建人的6倍多。周作人入京后至1923年7月兄弟失和，其记录也是周建人的近4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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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家庭境况一样，遭遇却大不相同。周作人自幼身体偏弱，父母对他便比较放任，而长子鲁迅却承担了许多的责任。家道衰落后，鲁迅成了家里的支柱。他从日本回国，是“因为我的母亲和几个别的人很希望我有经济上的帮助，我便回到中国来”。“几个别的人”中便包括周作人及其日本妻子羽太信子。1919年，周家全家迁居北京，从看房到买房修房，一切事宜皆由鲁迅奔波。许广平回忆，鲁迅“到处奔走另找房子，在多次看屋以后，最后才找到了八道湾罗姓的。紧接着便是修理房屋，办理手续。鲁迅又兼监修，又得向警署接洽，议价、收契，家具的购置、水管装置等事务，都落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周作人则在这年3月底请假回绍兴携妻儿东渡日本探亲去了。直至房屋修缮将完工时，周作人全家才“恰到好处”地归来。全家同住八道湾大院时，经济上出现问题，也都是鲁迅出面去筹措。他们的母亲曾说：“老二有一个比他大4岁，而且聪明能干又负责的哥哥，家里一切事情都由哥哥承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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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周作人的事业和生活照顾得细致入微。周作人的工作，也是鲁迅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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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年，鲁迅36岁，在教育部供职。周作人32岁，在绍兴县的浙江省立第五高级中学当英文教员，同时担任绍兴县教育会长之职。兄弟二人一南一北，书信往返，倒也相安无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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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2月蔡元培任北大校长。此前，蔡元培赴欧，鲁迅和他五年没有联系。现在老上司入主北京大学，鲁迅首先想到的是在北大为二弟周作人谋一份职。在周作人进京之前，鲁迅日记中六次提及蔡元培，其中1月10日和18日两次拜访蔡。3月8日致蔡之信直接商谈周作人北上教学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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