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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1年起，到1924年鲁迅赴西安讲学，孙伏园作为《晨报》记者随行报道。1924年11月《语丝》周刊在北京创刊，孙伏园任主编。1924年12月，《京报副刊》创刊，也是孙伏园任主编。孙伏园和鲁迅这四五年可以说是在工作上配合得比较密切的，合作也是比较愉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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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伏园之后，1925年10月1日，《晨报副镌》由徐志摩接编，正式改名为《晨报副刊》，总体上呈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倾向。除了倡导新格律体诗对新诗发展有促进作用，提升了现代新诗的艺术品质外，在整个大的文学背景上，徐志摩均不及孙伏园任主编时的成就，《晨报副刊》于此便渐渐衰落，至1928年6月5日第2314号宣告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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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雅明认为，20世纪以来，“日常的文学生活是以期刊为中心开展的”（本雅明《发达资本主义时代的抒情诗人》，张旭东等译，三联书店1989版，第44页）。《晨报副刊》作为“五四”时期著名的“四大副刊”之一，既有文坛思想过招的原始材料，又有文学观念论争的全景记录，甚至经历和见证着一些大的文学事件，并和其他期刊媒介一道，组织着文学的生产力，反映着文学的生产关系，契合着“五四”时代“德先生”和“赛先生”的历史文化内涵。因此我们说，中国日报副刊的“起首老店”《晨报副刊》参与了对现代文学史的书写与创造，成为中国现代文学三十年进程中的文化指针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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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周氏三兄弟最后的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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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3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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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八道湾周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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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周氏三兄弟及周府家人、孙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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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5月10日，鲁迅日记云：“晚与二弟小治肴酒共饮三弟，并邀伏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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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不逢年不逢节，也不是纪念日，是北京八道湾周宅中一顿普通的晚饭，唯一的客人孙伏园与周氏兄弟十分熟悉，唯一的由头是周家老三周建人到北京探亲后，将返上海。其时周建人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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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有特殊之处的话，那就是，这顿小型家宴是周氏三弟兄“最后的晚餐”。确切地讲，是鲁迅与周作人反目之前，三兄弟最后一次在周宅吃团圆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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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周作人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耀眼的双子星，前者以唐·吉诃德式的征战成为新文学的斗士，后者以哈姆雷特式的坚忍成为新文学的思想者。周氏兄弟在创作和理论方面做出的巨大贡献，几乎可视作现代文学的半壁江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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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们患难与共——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么，曾经一起在墙角捉蟋蟀的兄弟二人看到了世人的真面目，不得不去上被当时人看不起的“将灵魂卖给鬼子”的洋务，同到日本留学，携手介绍欧洲文学，合作翻译《域外小说集》，共同投入新文化运动，成为“五四”时代猎猎作响的两面旗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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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们唱和有加——“谋生无奈日奔驰，有弟偏教各别离。”“夜半倚床忆诸弟，残灯如豆月明时。”（鲁迅《别诸弟》）兄弟天各一方便酬唱以诗，挂怀不已，此情此景，用鲁迅唱和周作人诗跋中的话讲，可谓“盖未有不悄然以悲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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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们手足怡怡——鲁迅曾牺牲自己的学业和事业回国谋事，来供养尚在日本留学的周作人和他的日本家属。兄弟见面后，常“翻书谈说至夜分方睡”。同时，周氏兄弟书信往返极繁，特别是1921年竟达17个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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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几何时，他们形影不离——自1919年11月21日移入八道湾后，周氏兄弟常相偕出游、购书、饮茗、赴宴，即使是在失和的当月上旬，他们还同至东安市场，又至东交民巷，又至山本照相馆，足见情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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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两棵血脉相连、同根而生的大树在1923年7月份的某一天突然划地而治，永不往来。于是他们的生命在不同的向度各自寂寞地展开，结出了两颗迥然有别的文化果实，形成了两颗“同宗而异形的文化灵魂”（李劼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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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氏兄弟的反目是现代文学三十年最大的隐痛，由于鲁迅、周作人之于现代文学的独特意义，它超越了周氏家族的个人恩怨纠葛，而成为现代文学自身的一次痛苦的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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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周作人与鲁迅日记，两兄弟失和之前，感情是非常融洽的。兄弟二人经济合并，共同奉养全家。按理说这个有着天伦之乐的诗书之家将以常态的方式继续自己的生活，然而不幸的是，命运为周氏家庭安排了一个日本女人：羽太信子。作为八道湾的实际当家人，羽太信子是一个极度挥霍的女人，家里使唤着六七个男女仆人，看病要请日本医生，日用品也要买日货，这使得鲁迅的经济负担极重。据增田涉说，鲁迅给周作人孩子买的糖果，羽太信子都让孩子抛弃。鲁迅也对三弟周建人说过，他偶然听到羽太信子对孩子的呵责：“你们不要到大爹的房里去，让他冷清煞！”7月14日，鲁迅日记中突然出现了这样的记录：“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是兄弟失和的前奏，由于它使八道湾日常生活起了变化，故“此可记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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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周府，分灶吃饭是大事，相当于分家。查周作人日记，却无一字记录此事，但此后的记录若有若无地透露了一点“消息”。7月17日，周作人日记记载：“阴。上午池上来诊。下午寄乔风函件，焦菊隐、王懋廷二君函。”周作人承认，这则日记原来大约还有约十个字涉及他与鲁迅矛盾的内容，但被他“用剪刀剪去了。”（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不辩解说（下）》，第4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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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算是把话说开了，全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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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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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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