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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互相不原谅的同时，周氏兄弟在失和后，还通过作品隐秘地表达着对胞兄胞弟的一种珍重之情。1925年10月，周作人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了他翻译的罗马诗人喀都路斯悼其兄弟的一首诗，题目叫《伤逝》，并附有一幅原书插图，画着一位男子伸出右臂挥手道别，画面上写着“致声珍重”。译诗中有这样的句子：“我照了古旧的遗风，将这些悲哀的祭品，来陈列在你的墓上：兄弟，你收了这些东西吧，都沁透了我的眼泪，从此永隔冥明。兄弟，只嘱咐你一声珍重。”借古罗马诗人的诗句，周作人向兄长发出了一封密码电报，传递他与鲁迅兄弟间如生死情绝、永不相见、各自珍重的信息。《京报副刊》是鲁迅经常发表文章的报纸，这首诗鲁迅自然很快就看到了。20天后，鲁迅写了同名小说《伤逝》，完成后并未发表，而是收在1926年8月出版的《彷徨》集中。鲁迅回忆了对周作人疾病的忧虑及请医生诊治的事实，并借小说中的人物把他和周作人比喻为一种生活在水边却困处在高原而飞鸣求助的小鸟：脊令。《诗经》有言：“脊令在原，兄弟急难。”比喻兄弟在急难中要互相救助。鲁迅通过这个小说向周作人发出了兄长的信号，表示只要周作人有急难，他还愿像当年周作人患病时那样给予救助。周氏兄弟失和40多年后的1963年，周作人在他的《知堂回想录》中说：“《伤逝》不是普通的恋爱小说，乃是假借了男女的死亡来哀悼兄弟恩情的断绝的，我这样说，或者世人都要以我为妄吧。但是我有我的感觉，深信这是不大会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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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周作人唯一不好的评价是一个字：昏。他对三弟周建人说，启孟真昏！在给许广平的信中也说，周作人颇昏，不知外事。更多的时候，那不能泯灭的手足之情处处让鲁迅挂念着周作人。当《语丝》在北京被查禁，北新书局被封门时，鲁迅焦急万分，在致章廷谦的信中，鲁迅说：“他（周作人）之在北，自不如来南之安全……好在他自有他之好友，当能相助耳。”鲁迅晚年为文艺斗争所苦，但当周作人的《五十自寿诗》受到攻击时，他的神志却异常清醒，甚至异常灵敏，一旦事涉胞弟，鲁迅就挺身而出——其时，也独有鲁迅在给曹聚仁等人的信中能够主持公道，替周作人辩解。周作人晚年著《知堂回想录》，多次提到此事，可见对鲁迅的胸无芥蒂也自是服膺在心，而兄弟二人的息息相通亦于此可见。据李钰先生撰文称，鲁迅临终前最常翻看的是周作人的文章，而周作人临终前，也在阅读鲁迅的书籍。他们彼此还是把对方当作一面镜子，在沉默中寻找失和的另一半，这值得玩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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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漱渝先生说，“东有启明，西有长庚”，“两星永不相见”。陈先生引述了鲁迅母亲对许钦文四妹许羡苏所说的一段话：“龙师父给鲁迅取了个法名——长庚，原是星名，绍兴叫‘黄昏肖’。周作人叫启明，也是星名，叫‘五更肖’，两星永远不相见。”这样的结局，无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都不曾料及，甚至可以说，是他们所不愿意接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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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别诸弟》跋中说：“登楼陨涕，英雄未必忘家；执手销魂，兄弟竟居异地。”就这样，周氏兄弟的八道湾失和永远成了现代文学三十年中难以释怀的一处隐痛，提示着文学之外的另一种悲怆和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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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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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立契用饭——安慰母亲的西三条胡同新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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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3年12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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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北京西长安街龙海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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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伊立布、连海、吴月川、李慎斋、杨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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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2月2日，鲁迅日记云：“午在西长安街龙海轩成立买房契约，当付泉五百，收取旧契并新契讫，同用饭，坐中为伊立布、连海、吴月川、李慎斋、杨仲和及我共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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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鲁迅成功购买到西三条胡同的房屋后，与旧屋房主连海及同事、朋友等共同用饭，含有庆祝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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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购买西三条胡同房屋是兄弟反目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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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7月，鲁迅和周作人关系破裂后，决定搬出八道湾，于是通过许钦文、许羡苏兄妹，找到了砖塔胡同六十一号房屋，并于8月2日迁居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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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砖塔胡同中的鲁迅贫病交加、情绪低沉。此时“五四”运动高峰期已过，《新青年》被停，鲁迅个人生活也处于低谷，兄弟失和所带来的打击是致命的，他的精神与身体都在经受着前所未有的煎熬。据许广平后来说：“因为砖塔胡同房子是租赁的，老母亲初时只来看望鲁迅，后来病倒在八道湾，（周作人）也不给医治，跑回砖塔胡同来找鲁迅同去看医生，病好才回去。周作人家有厨子，大批工人，但母亲的饭要自己烧。母亲于是哭回鲁迅住处，鲁迅为着老人家要有自己的房子好安排生活，在非常不安之下，于是又在病中到处看屋。”（《鲁迅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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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广平所言未必是全部真相，但鲁迅买房主要为了母亲，是没有疑问的——在《欣慰的纪念》一文中，许广平说，鲁迅曾对她讲：“西三条的房子，是买来安慰母亲的，绍兴老房子卖去了，买了八道湾的房子，她一向是住惯自己的屋子，如果忽然租房子住，她要很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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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23年8月16日起，至10月30日，鲁迅先后在菠萝仓、西城、贵人关、西单南、街西、宣武门、都城隍庙街、西直门内、西北城、石老娘胡同、南草厂、半壁街、德胜门内、针尖胡同、阜成门内、达子庙等处看屋23趟，先后陪同鲁迅看屋的人有：裘子元、李茂如、崔月川、李姓者、秦姓者、王仲猷、杨仲和、林月波、李慎斋等9人。其中李慎斋陪同次数最多，为7次，且在鲁迅装修新房的过程中始终参与，出力甚巨，以其诚朴忠厚引人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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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鲁迅日记》，有关李慎斋的记录共有52次之多，且集中于1923—1924年鲁迅兄弟失和、流离失所及寻寓栖身之际，是鲁迅风雨飘摇时期的一个得力的谋士与助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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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慎斋，名懿修，字慎斋，河北清苑人。1916年为教育部会计，1922至1925年间为教育部社会教育司办事员。李慎斋第一次出现在鲁迅日记中是1916年12月2日，这一天是鲁迅为庆祝母亲六十寿辰回绍兴省亲的前夜，时为教育部会计的李慎斋闻知鲁迅返乡省亲的消息后，专程前往鲁迅寓居的绍兴会馆送行，并送四盒蘑菇，鲁迅在当天的日记中记道：“李慎斋来，贻摩菇四合。”此后李慎斋是以陪同鲁迅看房的身份出现的。1923年9月13日，“下午同李慎斋往宣武门附近看房”。9月24日，10月10日、17日、24日、27日，又同至南草厂、阜成门内、达子庙等处看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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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30日，“午后杨仲和、李慎斋来，同至阜成门内三条胡同看屋，因买定第廿一号门牌旧屋六间，议价八百，当点装修并丈量讫，付定泉十元”。至此，西三条胡同房屋买定。为办理购房修屋及纳税验契手续，鲁迅去巡警分驻所、税务所、市政公所等不下15次。由此可见民国前期房管制度的繁严。难怪鲁迅在1927年10月定居上海后不再买房，一直租房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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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三条胡同在古老的阜成门城垣脚下，东面不远处高耸的白塔便是著名的白塔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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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当年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佥事之职，月工资为三百元银洋。资料显示，一元银洋的购买力相当于今天的40元人民币，即鲁迅当年月工资相当于1.2万元人民币。鲁迅用三个月的工资即可买六间房屋，举重若轻。即使鲁迅工资很高，还有讲课费、版税及稿费等，但买房的八百元，还是向齐寿山及许寿裳两先生各借四百元后凑齐的。所欠的债，一直到1926年秋天南下厦门大学后才用他的讲课费（月薪四百银圆）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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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西三条胡同21号鲁迅故居（作者摄于2008年3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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购买西三条胡同，是鲁迅“买来安慰母亲的”，一片孝心和苦心尽在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