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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准备停当，7月7日晚，陕西省长驻京代表在西车站食堂为鲁迅一行饯行。那时候，各省在北京都有办事机构，省长在北京也有自己的办事代表。陕西省长刘镇华的办事代表是王捷三，对鲁迅十分尊重和客气。当天鲁迅日记载：“赴西车站晚餐，餐毕登汽车向西安，同行十余人，王捷三招待。”“汽车”，日语，即火车。同行的有王桐龄、蒋廷黻、李济之、陈定谟、夏元瑮、陈钟凡、胡小石、孙伏园、王小隐等。鲁迅是日启程，至8月12日返京，前后共37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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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捷三（1898—1966），原名鼎甲，陕西韩城人，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科，在北大读书时，通过好友王聘卿与鲁迅相识，鲁迅此次陕西讲学，他一路陪同，是鲁迅的联络员、接待员和临时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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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等13人先坐火车，至陕州改水路坐船沿黄河西行，一路舟车劳顿，一周之后的7月14日才改乘汽车，午后抵达西安之东的临潼，游览了华清池故址，并欣欣然进浴了因杨贵妃闻名的华清池温泉。下午抵西安，寓西北大学教员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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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陕西之行内容十分丰富，涉及交游、讲演、阅市、购物、会友、赴宴、观戏等多个方面，可谓不虚此行、大有收获，今人读其当时日记，亦艳羡无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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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期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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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20日，西北大学为暑期讲学的学者们举办了隆重的开学仪式，除鲁迅等10人参加外，省长代表郭涵、督军代表范滋泽、西北大学校长傅铜和二百多军政要人出席了开学仪式。当时西安城照相比较罕见，这个开学仪式还专门请摄影师拍摄了照片，鲁迅甚感郑重，在日记里专门留下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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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陕西是鲁迅平生第一次远行讲学。从7月21日夏期学校开学起，鲁迅上午开讲“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共讲8天11次12小时，至29日讲毕。30日下午往讲武堂讲演半小时，后又应邀对陆军学生讲演一次，仍讲小说史。讲武堂的听讲者都是军人，何以要讲小说史呢？当时统治西安的军阀刘镇华，窃据着陕西省督军、省长两大权位，号称“兼座”。他托人示意鲁迅，讲演时换个题目，意思是，你周树人不肯给我歌功颂德，给士兵打一下气总可以吧。鲁迅答复：“我向士兵讲说是可以的，但是我要讲的题目仍然是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要掀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当时有家报纸《新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坐怒形于色”的消息，还被罚停了几天报。（宋桥《1924年鲁迅西安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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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墨画《鲁迅在西大》（西北大学教授邓益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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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鲁迅此举，孙伏园解释道，小说史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俗。许广平则认为：“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即可具见。”许广平的解释恐怕才是鲁迅的本意。鲁迅的讲演，声音不高，口调徐缓，如谈家常。讲到《红楼梦》时，鲁迅问学生：“你们爱不爱林黛玉？”同学们各抒己见。这时一个学生反问鲁迅：“周先生爱不爱？”鲁迅毫不迟疑地答道：“我不爱。”问：“为什么？”答：“我嫌她哭哭啼啼。”于是引起一阵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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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讲演鲁迅也获酬颇厚，先后两次共得薪水和川资3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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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可以知道，鲁迅欣然前往西安讲学，除了前述既为他谋划已久的长篇小说《杨贵妃》寻找感性材料，又为排遣兄弟决裂带来的痛苦和郁闷，还有一个不足为外人道的迫切心情：挣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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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周氏兄弟决裂，鲁迅此前刚刚在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买下了一处四合院（在今北京鲁迅博物馆内），花了800块大洋，翻修和购买家具又花去200块大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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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北洋政府的规定，1块大洋相当于1两白银。2019年8月初，1两白银的市场价格是人民币180元左右，800块大洋则相当于现在的人民币14.4万元。换言之，鲁迅当年在北京西二环用相当于今天15万元左右的价钱购买了一处四合院。当然，货币金融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领域，这一换算没有和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相联系，仅作直观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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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子虽然如此“便宜”，但鲁迅还是买不起，他的购房款都是向朋友借的——向许寿裳借了400块，向齐寿山借了400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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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鲁迅收入并不低。学者陈明远写了一本关于文人收入的书，叫《文化人的经济生活》，详细列举了鲁迅在教育部期间的薪水：1912年10月，定薪俸220块银洋；1913年，240块银洋；1914年，280块银洋；1916年，300银洋；1924年，工资表上应发360块银洋，但经常欠发，实付三分之二。此外，鲁迅还给报刊写稿，给出版社译书，高峰时期每月收入不止五六百块，换成人民币差不多近3万元。可惜他的开销太大，特别是和周作人一家共居时，苦撑着一个大家，总也攒不了钱。800块银洋的购房款全是借的，也就不足为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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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去陕西，既讲学，又挣钱，是鲁迅的现实选择。这300元酬资对刚刚经历兄弟决裂、处于人生困境中的鲁迅不啻是雪中送炭。收到钱后，他马上托孙伏园往邮局寄86元还新潮社（盖出差前向孙伏园所借86元即转借自新潮社也），托陈定谟寄北京50元（用途不详），还慷慨解囊，为易俗社捐款5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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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俗社看秦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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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腔产生于秦地，是相当古老的剧种，堪称中国戏曲的鼻祖，在中国戏曲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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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为易俗社题“古调独弹”匾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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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俗社原名“陕西伶学社”，是著名的秦腔科班，由陕西省修史局总纂、同盟会员李桐轩创办于1912年8月，与莫斯科大剧院、英国皇家剧院并称为“世界艺坛三大古老剧社”。鲁迅应邀先后4次欣赏了西安易俗社演出的秦腔。鲁迅在易俗社所看的秦腔，有《双锦衣》前后本、《大孝传》全本和折子戏《人月圆》。鲁迅对秦腔的艺术风格没有做专门评价，据孙伏园回忆，在看了《双锦衣》前后本后，鲁迅曾赞赏道：“西安地处偏远，交通不便（当时尚未通火车——笔者注），而能有这样一个以立意提倡社会教育为宗旨的剧社，起移风易俗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这一评介针对的是易俗社，并未涉及秦腔剧种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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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逢易俗社成立12周年，为了褒扬易俗社“移风易俗”的功绩，鲁迅亲笔题写了“古调独弹”四字，制成匾额赠予易俗社。鲁迅的书法“融冶篆隶于一炉，听任心腕之交应，质朴而不拘挛，洒脱而有法度，远遂宋唐，直攀魏晋”（郭沫若语），字里行间积淀着人格的孤傲、耿介和洞察世事的冷峻，有很浓厚的文人气和金石气。此四字是鲁迅书风的典型代表，现已成为秦腔界的一块金字招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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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四个字，已故西北大学教授单演义说：“鲁迅先生以易俗社同人能于民元时站在平民的立场，联合艺人，改良旧戏曲，推陈出新，征歌选舞，写世态，彰前贤，借娱乐以陶情，假移风而易俗，唱工艺精，编著宏伟，因题以‘古调独弹’，于褒扬之中，寓有规勉之意。”此论甚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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