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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许羡苏都不知道。10月底，北方气候转寒，许羡苏给鲁迅寄去了围巾。隔了一月，又给鲁迅寄去了亲手编织的背心。鲁迅收到后都记在日记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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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28年7月，在杭州工作的章川岛、许钦文邀请鲁迅、许广平前去杭州游玩时，也许是对许钦文的亲妹妹许羡苏抱愧，鲁迅要求许钦文和他们住一起。为此，鲁迅的屋里居然并排摆着三张床。最后的结果是，鲁迅指定许钦文睡中间那张床，他与许广平分睡两边。按章川岛的回忆：“许钦文曾戏言，鲁迅先生与景宋夫人这次来杭，像是度了蜜月。后来我才知道，鲁迅先生预备要来杭州玩几天，确是在和景宋夫人结婚时就约定了的，在我的记忆中，他们俩像这次在杭州这样的畅游，也是唯一的一次，确也像一个小型蜜月旅行。而且在鲁迅先生战斗劳苦的一生中，也只有这一次，居然匀出四天的时间来休息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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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5月，鲁迅因母病去北平探亲，告诉许羡苏：已和许广平一起生活了，而且许广平已怀了孕。许羡苏听了并不以为奇，平静地说：这也是意料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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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想到了结果但不无沮丧的人是朱安。俞芳回忆说：“我说：‘大先生和许广平姐姐结婚，我倒想不到。’大师母说：‘我是早想到了的。’‘为什么？’我好奇地问。‘你看他们两人一起出去……’‘那你以后怎么办呢？’不料这一句话触动了她的心，她很激动又很失望地对我说：‘过去大先生和我不好，我想好好地服侍他，一切顺着他，将来总会好的。’她又给我打了一个比方说：‘我好比是一只蜗牛，从墙底一点一点往上爬，爬得虽慢，总有一天会爬到墙顶的，可是现在我没有办法了，我没有力气爬了。我待他再好，也是无用。’她说这些话时，神情十分沮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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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此后许羡苏仍像往常一样，下班回来就处理鲁迅家的家务。比如鲁迅要去出席学生李秉中的婚礼，拟送一块红绸，就是由许羡苏上街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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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鲁迅的学生孙伏园曾把鲁迅与许羡苏、许广平的三角关系称作“二许之争”。孙伏园就曾对周建人说过，“鲁迅家不但常有男学生，也常有女学生，有二人最熟，但鲁迅是爱长的那个的，他是爱才的，而她最有才气，所以他爱她”。“二人最熟”指二许，“长的那个”指许广平。鲁迅1926年9月30日从厦门给许广平的信中转述了这番话。所谓长的，我们理解，一是许广平比许羡苏年长三岁，前者出生于1898年，后者出生于1901年；二是许广平比许羡苏个头高，在同伴中，许广平算是人高马大了，而许羡苏，她的后代回忆，身高绝对不会超过1.52米。（余锦廉《许羡苏在北京十年·下》，《鲁迅研究月刊》2009年第10期，第44页）因此，把“长”理解为“高”也许更合理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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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许之争的结果，鲁迅选择了许广平。而许羡苏直到4年后才真正接受了这个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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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到北京探亲后，许羡苏决定尽快离开西三条。1930年2月，她赴河北直隶第五女子师范学校工作。临走时，她把鲁迅寄她的一捆信件交给朱安。同时，把她为西三条鲁迅家所记家用簿寄给鲁迅。不久，她与同校生物教师余沛华结婚。1931年她曾在浙江萧山、杭州教书，后和丈夫移居上海，又举家迁往丈夫的家乡成都，担任中学数学教师。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应聘到北京参加鲁迅故居的筹建工作。1961年写了回忆鲁迅的文章，提供了不少珍贵的史料。不久即退休回成都。她生有三子一女。丈夫于l978年病逝后，她就离开成都跟随幼子余锦廉寓居于吉林。1986年许羡苏因病逝世，享年85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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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羡苏是鲁迅一生写信数量最多的人，也是唯一收到鲁迅1932年前全部著译和所编刊物的人，可惜书信都没有存世，书刊也在抗日战争中散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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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往石田料理店——与日本人的杯盏之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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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5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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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石田料理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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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峰籏良充、伊藤武雄、立田清辰、重光葵、朱造五及许寿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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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日记1925年9月17日云：“往石田料理店，应峰籏良充君之招饮，座中有伊藤武雄、立田清辰、重光葵、朱造五及季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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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次日本人宴请鲁迅的小型宴会。料理在汉语中意为“处理、整理”，在日语中意为“菜肴”。料理店是日文名称，西餐叫西洋料理，日本菜叫东洋料理，料理就是烹饪的意思。少油、精致，着重视觉、味觉与器皿之搭配，是日本料理的特色。“这纯粹是日本人开的日本式饭馆，喝的是日本清酒或太阳啤酒。当时这种料理店都开在东单苏州胡同一带。先生在日本生活过多年，这种纯日本风格的招待，先生自是能够接受的。”（邓云乡《鲁迅与北京风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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席间陪客大都是日本人，比较重要而复杂的人物是重光葵。他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密苏里战舰上签署日本投降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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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这个问题牵扯到鲁迅对于日本侵华的态度，所以有必要展开讨论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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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葵（1887—1957），日本大正、昭和时期外交官，甲级战犯之一。1929年起历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日本驻中国大使。1932年在上海虹口公园爆炸案中被炸断右腿，导致终身跛行，其后，历任伪满洲国副总理，驻苏联、英国大使，外务大臣，1945年9月2日代表日本政府与梅津美治郎一起签署日本投降书。战后被定为甲级战犯，但很快于1950年假释，且再次任职外务大臣，是28个甲级战犯中唯一一个战后重新当上大臣的。任内完成和苏联恢复邦交的工作。重光葵活跃于第一、二次世界大战及战后，幕后参与甚至主导了诸多日本对外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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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15日，日本昭和天皇发布“停战诏书”，宣布日本无条件接受《波茨坦公告》。9月2日，在“密苏里”号上，重光葵代表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用中文写下了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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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光葵与鲁迅同在一个饭桌上时，尚不是日本政坛的要紧人物。他在4年后的1929年才担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逐步向政治核心靠拢。这是一个思想比较温和的敌人，可以从他与鲁迅联系办理的一件事上反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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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月，“一·二八”事变发生。战争期间，一个日本科学家西村真琴（1883—1956）到上海，在闸北里弄“三义里”废墟中捡到一只受伤的鸽子，就带回家饲养。不想第二年鸽子死了，他很伤心，就画了这只鸽子的像，寄给鲁迅，请他题诗。鲁迅于是写下了那首著名的《题三义塔》诗，全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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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三义塔并序、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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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义塔者，中国上海闸北三义里遗鸠埋骨之塔也，在日本，农人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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