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偶值大心离火宅，终遗高塔念瀛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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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禽梦觉仍衔石，斗士诚坚共抗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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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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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博士于上海战后得丧家之鸠，持归养之，初亦相安，而终化去。建塔以藏，且征题咏，率成一律，聊答遐情云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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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一开始就强烈谴责了侵略战争，并明确提出“斗士诚坚共抗流”，反对侵略的态度很明确。“度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是说中日两国的人民终将战胜侵略浊流和战争劫波。因此，鲁迅是强烈反对侵略战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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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西村还给鸽子造了一座墓，建了一座石碑，请重光葵题写了墓碑，重光葵此时的身份是外务省次官。重光葵于碑阳题写了“三义塚”三字，落款是“昭和八年三月建 重光向阳题”，在碑阴题有俳句：“三义里之灵，此地永安魂。人皆为动心。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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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村真琴绘受伤鸽子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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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西村造鸽子塚，鲁迅的题咏和重光葵的题诗，都含有反对日军发动事变的内涵。西村本是出于对中国的同情和对和平的渴望，鲁迅则是抨击“霆击寒村灭下民”，反对日军侵略行径的态度是很鲜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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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较而言，重光葵的态度复杂一些。一方面，他是日本的外交官，政治上自然以维护日本扩张主义为主。但另一方面，他在对华策略上追随的是当时日本外相币原喜重郎，主张协调外交，反对采用武力强权的粗暴行径。“一·二八”战前，重光也曾试图阻止用蛮干方式解决问题，而战争就在他被召回日本期间发生了。王锡荣先生撰文认为：“虽然他战后也参加了‘祝捷大会’并被炸断腿，但是在1933年，从他作为日本外务省次官，为三义塚题诗的态度中，却可以看到他对日方挑起这场战争有所保留的态度。”（王锡荣《那些与鲁迅交往的日本人》，《新文学史料》2015年第4期）对此，笔者深以为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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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特别是鲁迅与日本人杯盏间的交往，是鲁迅文学辐射力和自身影响力的组成部分。这些交往，给鲁迅带来过欢悦，也带来过困惑与隔膜。诚如王锡荣先生所言：“这些既是鲁迅生活的一部分，又给鲁迅带来了很多羁绊与灾难，鲁迅与日本人似乎很近，又似乎很远。但鲁迅始终是鲁迅，他始终以自己的原则，自己的方式，回答人们的一切理解与不理解，友好与猜疑，甚至攻击和污蔑。有人说鲁迅如果活到1937年以后，他可能躲不过侵略者的威胁利诱，了解了鲁迅与日本人的交往史，我想足以打破那些隔膜之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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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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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公宴太虚和尚——只是平平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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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6年10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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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厦门南普陀寺“无我”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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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太虚大师、鲁迅、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僧俗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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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10月21日鲁迅日记云：“晚南普陀寺及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和尚，亦以柬来邀，赴之，坐众三十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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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饭局的重要性在于，由于鲁迅的记述，民国四大高僧（另三位是虚云、印光、弘一）之一的太虚和尚形象饱满而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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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和尚（1889—1947），俗姓吕，浙江崇德（今浙江桐乡）人，近代著名高僧，佛教改革运动中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被目为佛教新派代表人物，曾任中国佛教总会会长等职。民国初年，先后在南京创立中国佛教会，任《佛教月刊》总编辑，倡导“佛教复兴运动”，改革旧的僧团制度。民国三年（1914）转入普陀山锡麟禅院闭关两年潜修佛学，印光法师特来为他封关，他在关中坐禅、礼佛、写作，日有常课，法学精进。出关后即赴中国台湾、日本考察佛教，进行讲学，创设“觉社”。太虚和尚创刊的《海潮音》目前仍在台湾发行，为中国佛教历史最久的一份刊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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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6年，太虚和尚38岁，应汪大燮、熊希龄等发起的北京讲经会之请，在北平中央公园社稷坛开讲《四十二章经》。又应京中教育界所组的佛学研究会之请，讲《佛法概论》。是年8月20日赴新加坡弘化，10月18日回国过厦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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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太虚和尚在厦门的情况，一位当年在闽南佛学院求学的学生林子青曾作《太虚法师初到厦门之回忆》（《内明》1987年第185期）。据林先生回忆，1926年秋天，闽南佛学院院长常惺法师得到太虚和尚归国要途经厦门的消息后，立刻和当时南普陀寺方丈兼闽南佛学院创办人会泉法师商量，迎接太虚法师。他们组织了以闽南佛学院的师生和南普陀寺的全体僧众为主力，加上厦门大学少数师生，以及厦、鼓各佛教团体、居士、寺庙僧众，组成的庞大的欢迎阵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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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8日，德加大轮经过厦门，南普陀寺的会泉、转逢、常惺诸法师和厦门名医王极邦居士等登轮迎接太虚法师。太虚法师先上鼓浪屿日光岩休息，然后乘事先租好的一艘小型电船到厦门市区。10月20日早上秋高气爽，厦门万人空巷，鲜花被抢购一空，人人争睹这位“生佛”的风采，道路拥塞。欢迎太虚法师的行列，以漳州南山学校的军乐队为先导，一路由居士散花，鞭炮声震撼着厦门大地。“只见法师身穿一件黄色僧袍（海青），看来只有四十上下，步履安详，露着微笑，向周围群众合十致意。他眼上架着近视镜，嘴上留着八字胡，从容不迫地走上岸来。预先布置在岸边的鞭炮齐响，把码头上的欢迎气氛推到了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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