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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论的原因仍然和一场庭外调解的官司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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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场成功调解的官司，当时有支持者，也有反对者。林语堂是反对者之一，所以在饭局上语带讥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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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一风波的过程，40年后，林语堂写过一篇文章《忆鲁迅》，正面描述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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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回，我几乎跟他闹翻了。事情是小之又小。是鲁迅神经过敏所至。那时有一位青年作家，他是大不满于北新书店的老板李小峰，说他对作者欠账不还等等。他自己要好好的做。我也说了附和的话，不想鲁迅疑心我在说他。他是多心，我是无猜。两人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幸亏郁达夫作和事佬。几位在座女人都觉得“无趣”。这样一场小风波，也就安然流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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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事人林语堂回忆当时他和鲁迅“对视像一对雄鸡一样，对了足足两分钟”，似乎并没有争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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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鲁迅当天日记载：“席将终，林语堂语含讥刺。直斥之，彼亦争持，鄙相悉现。”说明不仅争吵了，而且吵得比较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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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日记中又是怎样记述的呢？记录林语堂1929年1月至1932年12月生活的手写日记，曾出现在中国嘉德2009秋季拍卖会预展上。据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古籍善本部的一位经理讲，这本日记15年前出现在市场上，当时并未引起太大注意。但是，日记的出现，为现代文学研究提供了许多证据，甚至提供了许多破解文坛公案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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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语堂在1929年8月的一篇日记中写道：“8月底与鲁迅对骂，颇有趣。”记述的正是“南云楼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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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骂”二字显示，这两位文坛巨匠当时真是放下斯文身段，大闹过南云楼。不过，同一事件，鲁迅斥之为“鄙相悉现”，咬牙切齿的感觉，林语堂却笑嘻嘻地表示，“颇有趣”。前者不愧是杂文祖师，后者不愧是幽默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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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南云楼事件，“和事佬”郁达夫在《回忆鲁迅》中说这是“因误解而起正面的冲突”。当时，鲁迅有了酒意，“脸色发青，从座位上站了起来”，“一半也疑心语堂在责备这第三者的话，是对鲁迅的讥刺”。林语堂也起身申辩，空气十分紧张。郁达夫一面按鲁迅坐下，一面拉林语堂夫妇走下楼去。郁达夫的结论说：“这事当然是两方面的误解，后来鲁迅原也明白了，他和语堂之间是有过一次和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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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云楼风波”被有的学者解释成林语堂的“右”和鲁迅的“左”之争，这是政治的神经过于敏感，事实上并没有那么悬乎。因为当天的宴席，纯粹是为版税官司的圆满结束而举行的，无涉政治和艺术观点。林语堂对鲁迅状告李小峰“索取版税之权”加以讥刺，说明虽然经过五卅运动、北伐战争和1927年的大革命，虽然南京国民政府于1928年先后颁布了《中华民国著作权法》和《著作权施行细则》，但林语堂和大多数作家一样，把“索取版税之权”看成是一种非仁义的举动。这种认识并不涉及大是大非的原则问题，只是一种暂时的有局限性的认识或觉悟。林语堂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以鲁迅为代表的新文学家对于稿酬的态度转变，标志着新文学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也表明了30年代中国文学存在的经济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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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南云楼事件”为转折，鲁迅和林语堂结束了第一次“相得”，开始了第一次“疏离”。这一疏离长达40个月。林语堂在日记中很少提及“鲁迅”二字，与周作人和胡适等人则交往密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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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代初，随着林语堂的推波助澜，文坛上逐渐兴起了幽默之风。林语堂“幽默大师”的名声越来越响，林语堂对自己的文艺观点也确信不疑，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林语堂《行素集·序》）。1932年9月16日，《论语》创刊，“轰的一声，天下无不幽默”（鲁迅《一思而行》）。鲁迅认为在反动派屠刀下，没有幽默可言，“只要我活着，就要拿起笔，去回敬他们的手枪”。对林语堂，鲁迅也认为“以我的微力，是拉他不来的”，开始对林语堂进行批判，先后写了《骂杀和捧杀》等文章来回敬。二人不仅文章中有斗争，生活中也有斗争。后来，另有一次饭局，几个广东籍作家兀自讲粤语，林语堂则故意讲一口流利的洋泾浜英语逗趣。鲁迅听了，厉声道：“你是什么东西！难道想用英语来压中国的同胞吗？”弄得林语堂很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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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曾写信劝林语堂别搞小品了，多翻译些英文名著。林语堂回信说“等老了再说”。鲁迅后来给曹聚仁写信，提到此事：“这时我才悟到我的意见，在语堂看来是暮气。但我至今还自信是良言，要他于中国有益，要他在中国存留，并非要他消灭。他能更急进，那当然很好，但我看是决不会的，我决不出难题给别人做，不过另外也无话可说了。”林语堂则说：“亦近挑拨呢。我的原意是说，我的翻译工作要在老年才做。因为我中年时有意思把中文作品译成英文……现在我说四十译中文，五十译英文，这是我工作时期的安排，哪有什么你老了，只能翻译的嘲笑意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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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林语堂在上海提倡“性灵派文学”，他在一篇文章中说：“我系闽人，天生蛮性，人愈骂，我愈蛮。”鲁迅便在《天生蛮性》一文中讽刺“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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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0月19日，鲁迅病逝。鲁迅逝世后的第四天，林语堂亲撰《鲁迅之死》一文，称誉鲁迅为“真正的战士”。他这样写：“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大凡以所见相左相同，而为离合之迹，绝无私人意气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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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和林语堂坦荡磊落，君子交恶，却惺惺相惜，绝无私人意气存焉，此番情真意切，令人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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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史沫特莱安排的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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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0年9月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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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斯拉巴雅”西餐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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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夫妇并海婴、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叶绍钧、茅盾、史沫特莱等共22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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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17日鲁迅日记云：“友人为我在荷兰西菜室作五十岁纪念，晚与广平携海婴同往，席中共二十二人，夜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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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友人”指“左联”诸人和第一次见面的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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