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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会见他，是在他50岁生辰的庆祝席上。我想那是1929年吧（实际上是1930年——笔者注）。有一些青年作家要我去租一个外国小饭店，可以让我们在那里开一个下午的茶会，并且吃一顿晚餐。中国人要有这样一个集会，是危险的。我是个外国人，我可以租了那地方，来请我的客。不过等到客人都来齐了，那外国饭店的主人看看所有的客人都是中国人，又大多是贫穷的，并且中国的侍者们也要听到我们的谈话和演说，于是就要发生危险了。在鲁迅生日的那天下午，客人陆续来到那小饭店的花园中。他们有单独来的，有成群来的。有许多没有钱，因而不能留到晚上吃晚饭。鲁迅和他的夫人（他的夫人抱着一个孩子），在园里一张桌子旁边坐着或是站着，招待着进园来的向他们致敬的客人。那天鲁迅真是神采奕奕……他的脸老是那么动人，他的眼睛老是带着智慧和兴味闪耀着。他那件长的绸袍增添了他的丰采，增添了成为他的一部分的那种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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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50岁留影（1930年9月17日，史沫特莱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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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描述，那时的上海，就是少数人集合在一处地方，也是有危险的，周围都有侦探。“那一天，来给鲁迅致敬的不下200人，而且其中有许多人，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他们的脑袋都要难保。”“我还记得有一群贫苦演剧家，站在那里和鲁迅谈话。不知为什么，他们似乎比其余的客人都要穷些。”此外还有许多左翼作家、艺术家、新闻记者、教员、学生和教授。“还有一个是红军协助会的代表，一个刚刚出狱的反帝同盟的代表，一个当时上海共产党党报的编辑。我还记得有一个守旧的哲学教授也来参加鲁迅生辰的庆祝。”史沫特莱在此显然是想更加清楚地描述柔石、冯雪峰、冯乃超、董绍明、蔡咏裳、叶绍钧、茅盾等人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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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下午，客人不断地来来去去，到晚上只有50个人留下举行了一个小小的宴会。史沫特莱看见荷兰西菜馆的店主在房间不住走动着，亲自照料一切，她注视并倾听着，留心着他是否去给警察打电话。因为当时在场诸人的演说，“要是给警察知道的话，会引来机关枪和捕人车”。其实他们不过是谈着近代的思想、中国的解放、文化团体的组织，以及鲁迅领导的必要。他们请求鲁迅出来切切实实地做个领导。“我那天晚上第一次听见鲁迅演说。我的耳朵一面侧向外面的街道，担心着警察的捕人车的可能的隆隆声的到来，一面却仍倾听着一个翻译替他译出来的话。不久，我忘了有关捕人车的顾虑。因为鲁迅正在那里讲他生平的故事。他站着，一个平静而严肃的形象，从容而平静地说着话，说得所有的侍者都静听着他的每一个字，有时竟至客人也忘记侍候了。”史沫特莱结结实实成了鲁迅的一个粉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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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寿宴上，鲁迅讲到他在一个半封建的小乡村里的青年生活，讲到起先怎样在日本学医，如何弃医从文，试图通过文学来唤醒青年。他倾向于俄国的革命作家，并且向他们学习。“他是一个学问渊博的人，而且我以为他是我所认识的人当中教养最深的一个。”据史沫特莱回忆，鲁迅这一天晚上“把他对于世界文学的知识在他的朋友们面前展示出来了”。当然，鲁迅是不是真这么夸夸其谈，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但不可否认的是，史沫特莱笔下的鲁迅是非常具体的，甚至比国内作家观察得更加深刻而独特：“我老是看见鲁迅那个脆弱却有活力的身影，进出走动在上海虹口区的他的那间房里，他的面孔一径燃点着一种强作幽默的表情，那就是他的存在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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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沫特莱对鲁迅的作品评价非常高，鲁迅《写于深夜里》这篇文章被史沫特莱誉为“是一篇显示一切天才迹象的散文”，“这实在是一篇壮丽的作品，一面是表现他对中国一般创造的革命青年的至深的爱，同时又充满着他对于当时一般反动势力的强烈的憎恨，因为这种反动势力正在断送中国大多数优秀青年的生命”。史沫特莱评价说：“鲁迅是中国现代作家当中惟一具有我们所谓‘天才’的那种奇异和稀有的品格的人。”为了这种品性，鲁迅虽是用着一大串的笔名，也终于瞒不了人，人们总知道是他写的。“他似乎并不知道怎样叫做恐惧。他具有一种极深的轻蔑心，那是难以形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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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苏维埃运动（1931—1937）》第十五卷公布了一封尘封70年的密函，这是1937年1月26日宋庆龄写给王明的信函，信中称史沫特莱“是一个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自由派作家和新闻记者”，但她在西安事变中没有征得中共领导同意就擅自发表蒋介石和周恩来的密约，给国共双方都造成很大被动。同时，宋庆龄还透露了史沫特莱的另一重身份：“实际上这里的人认为她是共产国际的代表。她把《工人通讯》的出版者、工会书记、‘中共上海中央局’特科的工作人员和其他许多人带到同情我们的外国人的一个住所，结果这个用于重要目的的特殊住所遭到破坏。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所以宋庆龄希望王明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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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庆龄写这封信时，鲁迅已去世数月。从信中可知，史沫特莱其时的活动已经受到了警察的盯梢，她对此应有所警觉，所以在为鲁迅组织50岁生日聚会时非常警惕地观察周围的动静。宋庆龄认为，“虽然她无疑是出于好意，但她的工作方法给我们的利益造成了损失”，这一评价应该说是非常中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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透过鲁迅与史沫特莱的交往，特别是她安排的鲁迅50岁生日聚餐，或可发现鲁迅的另一面，对于鲁迅的世界主义研究亦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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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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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特色酒家食三蛇羹——人真是可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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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1年11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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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特色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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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许广平、周建人及王蕴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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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11月21日鲁迅日记云：“……下午邀蕴如及三弟并同广平往新光戏院观电影《禽兽世界》，观毕至特色酒家晚饭，食三蛇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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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吃蛇肴，有记载的也就这么一次。蕴如，即王蕴如，周建人之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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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鲁迅满50周岁，到上海也有四个年头了。兄弟妯娌四人聚在一起看场《禽兽世界》的电影，又去特色酒家吃三蛇羹，并不忘写到日记中，可见生活惬意，也颇见情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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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蛇羹是许广平家乡广东一带的汉族传统名菜，是蛇馔中比较常见的一种汤羹，属于粤菜系，广州的酒家百年前就有这种菜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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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起，三蛇肥”，“三蛇”指眼镜蛇（俗称“饭铲头”）、金环蛇（俗称“金脚带”）和“过树榕”。将三种蛇去骨撕成肉丝，加生姜、陈皮、桂圆肉、竹蔗水、绍酒等配料煨熟，最后以马蹄粉调芡。上述蛇中，除“过树榕”，蛇牙中均有剧毒腺液，但肉无毒，味道鲜美，营养丰富，能祛风去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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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三蛇羹这种让一般人特别是北方人望而生畏的广东美食“白白的蛇汁充满了蛇肉香，黄色的菊花瓣又有花香，数碗下肚仍然清爽无比，没有丝毫的滞腻之感”。描述得极其诱人，但鲁迅四人寒冬季节偶尔一品三蛇羹，可能只是受了许广平的“蛊惑”，一时猎奇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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岭南气候炎热，雨量充沛，林木茂盛，盛产蛇类。1927年8月19日，鲁迅辞去中山大学教职赴上海前，和几位友人去西关图明馆照相，出来后途经十三行一带的蛇档，看到档口一溜摆满了装着各种毒蛇的铁笼，里面的蛇或盘或立，口吐蛇芯，呼呼作响，令人胆寒。在附近的一家山茶店落座后，鲁迅才说：“人真是可怕的，不管怎样毒的蛇都能够把它捉到，囚在铁笼里，供人治病和满足口腹之欲。听说龙虎斗和龙凤虎是广州宴会时最体面的菜，曾经有人请我吃，我没有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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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鲁迅眼里，囚在铁笼里的蛇也是弱者，他之拒绝去吃蛇，当是一种敬畏心，即人类应对自己的欲望有所节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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