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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书《自嘲》诗赠柳亚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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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赏饭”之局散席时，郁达夫拿出一幅素绢，请各人题词留念，鲁迅当场写出“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赠郁达夫，字的上角写有“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八个字，以记录这是郁达夫请客时所写。所谓“闲人”，是鲁迅的自嘲和自谦。《三闲集·序言》里说：“我将编《中国小说史略》时所集的材料，印为《小说旧闻钞》，以省青年的检查之力，而成仿吾以无产阶级之名，指为‘有闲’。而且‘有闲’还至于有三个……”所以把杂文集名为《三闲集》，又自称“闲人”。“打油”即“打油诗”，亦为自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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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夫赏饭”之局近半年后，鲁迅在为郁达夫书写对联的基础上，写了一首著名的七律，赠给南社诗人柳亚子。鲁迅日记1932年10月12日有如下记载：“午后为柳亚子书一条幅，云‘运交华盖欲何求，未敢翻身已碰头。旧帽遮颜过闹市，破船载酒泛中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达夫赏饭，闲人打油，偷得半联，凑成一律以请’云云。”此诗后被收入《集外集》时，“旧帽”改为“破帽”，“破船”改为“漏船”，并题为《自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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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这首诗是现代诗坛的杰作，特别是“横眉”“俯首”句，成为代表鲁迅精神话语的一面旗帜。故郭沫若先生在《鲁迅诗稿序》中赞美这一联道：“虽寥寥十四字，对方生与垂死之力量，爱憎分明；将团结与斗争之精神，表现具足。此真可谓前无古人，后启来者。”此论甚当。现代文学的研究者近年来对鲁迅“偷得半联”的真实意义有不同的解释，郭沫若即认为“偷得半联”是化用了清人洪亮吉《北江诗话》所引钱秀才的“酒酣或化庄生蝶，饭饱甘为孺子牛”一联。但这是借了半句而非半联，况且，引经据典本是写诗要旨，化用前人诗句，是无须在落款时特别声明的，算不得“偷”。那么，“偷得半联”究竟是什么意思？还得从“达夫赏饭”之局中找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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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12月6日，《新民报晚刊》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孺子牛”的初笔》的短文，署名“魏殷”，据信即为当年参加了“达夫赏饭”之局的林微音。文中提到了此次饭局上郁达夫和鲁迅的一段对话，现原文抄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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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冬，郁达夫之兄郁华来到上海，达夫迎宴于聚丰园，并请鲁迅和柳亚子夫妇等三四人作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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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到时，达夫向他开了一句玩笑，说：“你这些天来辛苦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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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嗯，”鲁迅微笑着应答，“我可以把昨天想到的两句联语回答你，这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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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来你的‘华盖运’还是没有脱？”达夫继续这样打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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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嗳，给你这样一说，我又得了半联，可以凑成一首小诗了。”鲁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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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林微音的忆述中看，郁达夫所言“华盖运”这一比喻提醒了鲁迅，使后者最后写出了“运交华盖欲何求”一句，所以，“偷得半联”应为当场从郁达夫处偷得“华盖”之喻以成诗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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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和鲁迅的“以请”，郁达夫和柳亚子分别写了一首诗。鲁迅日记10月19日记：“下午达夫来，交诗二笺，其一为柳亚子所写。”不言而喻，另一首为郁达夫所写。郁、柳二诗均为七绝。郁诗云：“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柳诗云：“附炎趋势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郁达夫、柳亚子的诗，仍然是呼应鲁迅在“达夫赏饭”之局上写出的名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及名联引出的《自嘲》诗，“达夫赏饭”营造出的意境隐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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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喜欢书写这首《自嘲》诗，1932年12月21日，鲁迅为日本杉本勇乘写扇面时，写的就是这首诗，并将诗中的“对”字改成了“看”字。当天日记载：“为杉本勇乘师书一箑。”箑即扇子，因杉本勇乘是和尚，故鲁迅称之为“师”。影印本《鲁迅诗稿》中可以看到鲁迅写的这个扇面，题款是“未年戏作，录呈杉本勇乘师法正”。所以，存世鲁迅《自嘲》墨迹共有两幅，均可视作“达夫赏饭”所得名联的衍生品。当年“达夫赏饭”之局引出了鲁迅三幅疏朗有致、静穆浑然的墨迹（分别写给郁达夫、柳亚子和杉本勇乘）及他和友人的三首名诗，民国名士这种山水酬唱、渔歌问答的风度，着实使人无限钦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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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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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十时三刻乃散——句子短又很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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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3年4月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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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会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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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巴金、郑振铎、茅盾、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谢六逸、徐调孚、傅东华、胡愈之、王伯祥、周建人、施蛰存、樊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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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6日，茅盾和郑振铎联袂请客，地点选在距茅盾家不远的会宾楼，此处清静雅致，适合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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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鲁迅日记载：“三弟偕西谛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三弟即周建人，西谛即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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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饭局的人共计15人。但这15人名单，当事人的回忆和研究者的研究结论，有诸多版本，且自相矛盾。由于《文学》月刊创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这个名单也是非常值得搞清楚的。据陈福康先生研究，叶圣陶、郑振铎的老朋友王伯祥先生的日记最可采信。根据王伯祥日记确切无误的记载，这15人是：鲁迅、巴金、郑振铎、茅盾、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谢六逸、徐调孚、傅东华、胡愈之、王伯祥、周建人、施蛰存、樊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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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饭局上，决定创办《文学》月刊。席间，郑振铎详细介绍了办刊设想，大家踊跃发表意见，所有编委均表示给《文学》以支持；接着商议出刊日期和社址，并确定了10名编委，决定主编由郑振铎和傅东华两人担任，傅东华为住社主编，承担具体编辑工作。考虑到“要傅东华这位大少爷来处理编辑部的日常事务是不行的，必须找一个年青人来做实际的编务工作，乃至跑腿”，于是，选定27岁的文学青年黄源为助编，帮助傅东华做些具体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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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次饭局的细节，1933年4月6日王伯祥日记是这样写的：“散班后赴会宾楼振铎、东华、愈之之宴，到十五人，挤一大圆桌，亦殊有趣也。计主人之外，有乔峰、鲁迅、仲云、达夫、蛰存、巴金、六逸、调孚、雁冰、望道、圣陶及予十二客。纵谈办《文学杂志》事，兼涉谐谑，至十时三刻乃散。”所谓“散班后”就是在开明书店编译所下班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