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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应和鲁迅的“以请”，郁达夫和柳亚子分别写了一首诗。鲁迅日记10月19日记：“下午达夫来，交诗二笺，其一为柳亚子所写。”不言而喻，另一首为郁达夫所写。郁、柳二诗均为七绝。郁诗云：“醉眼朦胧上酒楼，《彷徨》《呐喊》两悠悠。群氓竭尽蚍蜉力，不废江河万古流。”柳诗云：“附炎趋势苦未休，能标叛帜即千秋。稽山一老终堪念，牛酪何人为汝谋。”郁达夫、柳亚子的诗，仍然是呼应鲁迅在“达夫赏饭”之局上写出的名联“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及名联引出的《自嘲》诗，“达夫赏饭”营造出的意境隐约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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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很喜欢书写这首《自嘲》诗，1932年12月21日，鲁迅为日本杉本勇乘写扇面时，写的就是这首诗，并将诗中的“对”字改成了“看”字。当天日记载：“为杉本勇乘师书一箑。”箑即扇子，因杉本勇乘是和尚，故鲁迅称之为“师”。影印本《鲁迅诗稿》中可以看到鲁迅写的这个扇面，题款是“未年戏作，录呈杉本勇乘师法正”。所以，存世鲁迅《自嘲》墨迹共有两幅，均可视作“达夫赏饭”所得名联的衍生品。当年“达夫赏饭”之局引出了鲁迅三幅疏朗有致、静穆浑然的墨迹（分别写给郁达夫、柳亚子和杉本勇乘）及他和友人的三首名诗，民国名士这种山水酬唱、渔歌问答的风度，着实使人无限钦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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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十时三刻乃散——句子短又很风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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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3年4月6日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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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会宾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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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巴金、郑振铎、茅盾、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谢六逸、徐调孚、傅东华、胡愈之、王伯祥、周建人、施蛰存、樊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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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4月6日，茅盾和郑振铎联袂请客，地点选在距茅盾家不远的会宾楼，此处清静雅致，适合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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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日鲁迅日记载：“三弟偕西谛来，即被邀至会宾楼晚饭，同席十五人。”三弟即周建人，西谛即郑振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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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饭局的人共计15人。但这15人名单，当事人的回忆和研究者的研究结论，有诸多版本，且自相矛盾。由于《文学》月刊创刊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因此这个名单也是非常值得搞清楚的。据陈福康先生研究，叶圣陶、郑振铎的老朋友王伯祥先生的日记最可采信。根据王伯祥日记确切无误的记载，这15人是：鲁迅、巴金、郑振铎、茅盾、叶圣陶、陈望道、郁达夫、谢六逸、徐调孚、傅东华、胡愈之、王伯祥、周建人、施蛰存、樊仲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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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次饭局上，决定创办《文学》月刊。席间，郑振铎详细介绍了办刊设想，大家踊跃发表意见，所有编委均表示给《文学》以支持；接着商议出刊日期和社址，并确定了10名编委，决定主编由郑振铎和傅东华两人担任，傅东华为住社主编，承担具体编辑工作。考虑到“要傅东华这位大少爷来处理编辑部的日常事务是不行的，必须找一个年青人来做实际的编务工作，乃至跑腿”，于是，选定27岁的文学青年黄源为助编，帮助傅东华做些具体编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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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此次饭局的细节，1933年4月6日王伯祥日记是这样写的：“散班后赴会宾楼振铎、东华、愈之之宴，到十五人，挤一大圆桌，亦殊有趣也。计主人之外，有乔峰、鲁迅、仲云、达夫、蛰存、巴金、六逸、调孚、雁冰、望道、圣陶及予十二客。纵谈办《文学杂志》事，兼涉谐谑，至十时三刻乃散。”所谓“散班后”就是在开明书店编译所下班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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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7月13日，巴金写了《鲁迅先生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文，是这样说的：“我第一次看见鲁迅先生是在文学社的宴会上……我记得那天我正在跟茅盾先生谈话，忽然饭馆小房间的门帘一动。鲁迅先生进来了：瘦小的身材，浓黑的唇髭和眉毛……这天他谈话最多，而且谈得很亲切，很自然，一点也不啰嗦，而且句子短，又很风趣……这个晚上我不知道看见多少次他的笑容。”同年9月25日，巴金在苏联《文学报》上又发表《鲁迅》一文，说：“我错过了几次同他相见的机会，到了1933年才在文学社举办的宴会上第一次见到他。”“那天晚上在座的有十几个人，都是作家。”巴金再次特别提到那天晚上“鲁迅比谁都说得多，笑得多”，也就是王伯祥日记中所说的“兼涉谐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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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饭局中，自然也谈到了创办《文学》月刊之外的话题。在贾植芳任顾问、唐金海等人主编的《巴金年谱》中，1933年4月6日有这样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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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邀到上海“会宾楼”出席宴会。这是上海生活书店为《文学》月刊创刊，宴请《文学》主要撰稿人，宴会由《文学》主编郑振铎主持。同席有鲁迅、茅盾、周建人等十五人。第一次结识中国现代著名作家鲁迅。“这位‘有笔如刀’的大作家竟然是一个多么善良、多么平易、多么容易接近的瘦小老人。我觉得我贴近地挨到他那颗善良的心了。”席间又听鲁迅说，“林语堂写那种《论语》式的文章实在可惜，以他的英语水平，如从事翻译点美国古典文学作品对社会的贡献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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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者陈福康先生指出，从这个饭局邀请参与的人员范围，可以看到提议创办《文学》月刊的郑振铎先生的胸襟是何等的博大宽阔，他不仅邀请了既不是编委、也不属于上述圈内的，似乎不很适合的巴金参加了这次重要的聚会，而且居然还请了当时另一较大型的文学月刊《现代》的主编施蛰存，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同行”间常见的相互保密、妒忌、提防、排挤等习气，这是多么难得！此论甚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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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5月6日，上海《生活》周刊登出《〈文学〉出版预告》：“编印这月刊的目的，在于集中全国作家的力量，期以内容充实而代表最新倾向的读物供给一般文学读者……内容除刊登名家创作，发表文学理论，批评新旧书报，译载现代名著外，并有对于一般文化现状的批判；同时极力介绍新近作家的处女作，期使本刊逐渐变成未来时代的新园地；又与各国进步的文学刊物常通消息，期能源源供给世界文坛的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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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则预告充分阐明了《文学》月刊的办刊宗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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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7月1日，《文学》月刊如期在上海创刊，社址设于上海拉都路（今襄阳南路）敦和里11号。创刊号上由傅东华执笔的首篇文章《一张菜单》，可视作发刊词，其中宣告：“有一个共同的憧憬——到光明之路。凡是足以障碍到这光明之路的一切，无论是个人，是集团，是制度，是主义，我们都要认作我们的仇敌。”鲁迅的著名杂文《又论“第三种人”》发表在创刊号评论栏首篇，《谈金圣叹》则载创刊号散文随笔栏。在创刊号上发表作品的还有茅盾、叶圣陶、郁达夫、巴金、张天翼、艾芜、沙汀、王统照以及朱自清、夏丏尊、丰子恺、陈望道、楼适夷、俞平伯和郑振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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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刊号气势不凡，一炮打响，初版一万份，五日即销售一空，后来又应读者要求多次添印，这在当年不能不说是个奇迹。月刊主要栏目有社谈、论文、小说、诗、散文随笔、杂记杂文、书报述评、文学画报、翻译、世界文坛展望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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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月刊采取连出专号、双主编（郑振铎、傅东华）、隐形主编（茅盾）等多种出版策略，设有特色栏目“创作专号”“文学论坛”“书报述评”栏，从而使《文学》月刊成为创作本体、批评本体、学术本体的结合物，具有丰富而精彩的本体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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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11月10日，《文学》停刊。《文学》每6号合为1卷，共出9卷52号，是20世纪30年代出版时间最长、影响最大的文学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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