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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实”其实就是主编傅东华的化名，他参加这个座谈会是“左联”通知黄源转言的，傅东华得意之余，不免十分自诩而忘乎所以，信口开河，贬损鲁迅了。鲁迅说，这是“无端虚构劣迹，大加奚落”，“给我以诬蔑和侮辱……”当然是无法容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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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0年，根据周恩来总理倡议，上海市委宣传部指示成立电影《鲁迅传》创作组，由叶以群任创作组组长，沈鹏年任资料组组长。当年3月20日，沈鹏年前去访问傅东华时，曾询及《休士在中国》开场白引起风波之事。傅东华说：“欢迎萧伯纳与招待休士，时间相隔几个月，前者有鲁迅参加，后者鲁迅没有露面，不免有些感慨，便随手写了。”他还说他所说的“名流”并非指鲁迅，“鲁迅多疑，揽在自己身上，是一场误会……”当时傅东华强调“与鲁迅无甚深交”，还说鲁迅后来对他“很好”，使他“很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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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事已至此，则需寻找解决之法。傅东华将鲁迅来信送交编委会成员传阅，请示茅盾有关处理办法。最后编委会决定，按照鲁迅的意愿，将来信在《文学》第三期上公布，同时发表“伍实”给编委会的信，以解释误会。另外，由茅盾亲自起草《文学》编委会给鲁迅的答复函，正式公开道歉：“傅文中的疏忽，编委会同人也不曾看出来，编委会同人共同负有失检之罪。请先生释然于怀。时时赐以批评，使大众园地的《文学》能够一天天进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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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平息鲁迅的怒气，茅盾不仅专门登门解释，还托周建人向鲁迅致歉解释，并且又专函请与鲁迅关系较密切的郁达夫由杭州来沪，从中斡旋。《文学》月刊既然已经认识到了失检之罪，鲁迅也就没有再加追究。不过，“休士风波”的阴影与影响还是存在的，鲁迅不但辞去了《文学》编委之职，而且有半年时间没有给《文学》写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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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1月，郑振铎由北平回上海，与茅盾一道拜访鲁迅，再次提到“休士事件”，希望鲁迅冰释前嫌，继续支持《文学》。鲁迅这才答应再给《文学》供稿，并当场将其译文《山中笛韵》交《文学》发表。此后，鲁迅发表在《文学》月刊上的文章还有：《忆韦素园君》《病后杂谈》《“题未定”草》《文人相轻》。至此，“休士事件”导致的不快才貌似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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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17060534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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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ABC茶店吃茶——友谊如“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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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34年2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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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上海虹口ABC茶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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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曹靖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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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12日鲁迅日记云：“下午同亚丹往ABC茶店吃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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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是鲁迅的终身伴侣之一。在鲁迅的副食品消费中，支出第一位的是香烟，其次就是茶叶。鲁迅喝茶与写作密切相关。据许广平回忆，鲁迅有夜间写作的习惯，凌晨两点左右才睡觉。醒了以后，抽一支烟，起来泡一杯浓茶，又开始新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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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对品茶持什么态度？1933年9月30日，鲁迅在杂文《喝茶》中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他喝茶时并没有细腻锐敏的感觉，喝二角一两的好茶跟喝二角一斤的粗茶味觉差不多。他是借此说明“上等人”与“粗人”的区分。鲁迅说：“假使是一个使用筋力的工人，在喉干欲裂的时候，那么，即使给他龙井芽茶，珠兰窨片，恐怕他喝起来也未必觉得和热水有什么大区别罢。”在鲁迅看来，能品好茶，固然是一种“清福”；不识好茶，也是另一种活法，不必去强争高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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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在茶店中待客并不多，此处的ABC茶店位于上海四川北路1977—1979号，建筑面积接近300平方米，是一排坐西朝东的三层楼建筑，当时经营糖果、面包、茶等。这个茶店现为新海食品商城的一部分，以卖金华火腿远近闻名。鲁迅1934年2月连续两天与曹靖华、茅盾、胡风在此喝茶，交谈介绍“左联”工作情况。1936年1月，邹鲁风代表北京学联到上海参加全国学联筹备工作，经曹靖华介绍，鲁迅也在此与邹长谈。2月初，邹鲁风再次到上海，又在此处将北方局写给中共中央的报告给鲁迅，托他转交给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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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中的“亚丹”就是曹靖华（1897—1987），作家，翻译家，河南卢氏县人，1924年赴苏联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大革命失败后再赴苏联，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等处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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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曹靖华的见面，始于曹靖华加入“未名社”后。他倾力帮助曹靖华出版了“鲜艳而铁一般的新花”——《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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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初，鲁迅十分重视十月革命以来的苏联文学，尤其注重介绍反映苏联国内革命战争的作品。鲁迅着力推荐的作品除了法捷耶夫的《毁灭》外，还有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这两部小说写的都是苏联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战斗生活。鲁迅认为“这两部小说，虽然粗制，却并非滥造，铁的人物和血的战斗，实在够使描写多愁善感的才子和千娇百媚的佳人所谓‘美文’，在这面前淡到毫无踪影”。鲁迅把这类作品看作是战斗的无产阶级渴望的精神食粮，他不仅亲自翻译《毁灭》，还鼓励曹靖华翻译《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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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篇小说《铁流》是苏联绥拉菲摩维支（1883—1949）所著，描写苏联内战时期一支由农民和手工业者组成的红军队伍，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通过跟白军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锻炼成为具有铁的纪律的队伍的故事。在鲁迅的三闲书屋自费出版《铁流》前，《铁流》已有杨骚的译本，于1930年6月由南强书局出版，但译笔殊无可赞处，鲁迅对此甚是不屑。他说，杨译本“将贵胄子弟出身的士官幼年生译作‘小学生’，就可以引读者陷于极大的错误。小学生都成群的来杀贫农，这世界不真是完全发了疯么？”（《集外集拾遗·〈铁流〉编校后记》）因此他说，正因为有了杨译本，“反有另出一种译本的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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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动议出版苏联进步文学的时候，正是左翼文学遭受压迫之际，很多书店为了表示自己在前进，都愿意出版苏联文学作品，即便译稿还没有出手，也都喜欢先发一个出版预告。发布出版预告在当时形成了一种风气。“这一种风气，竟也打动了一向专出碑版书画的神州国光社，肯出一种收罗新俄文艺作品的丛书了，那时我们就选出了十种世界上早有定评的剧本和小说，约好译者，名之为《现代文艺丛书》”（《集外集拾遗·〈铁流〉编校后记》），其中就包括曹靖华翻译的《铁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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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9年11月，远在苏联列宁格勒的曹靖华收到未名社老友李霁野的一封信，内中附有鲁迅托转的信函，是请曹靖华翻译苏联作家绥拉菲摩维支的著名作品《铁流》的约稿信。曹靖华在工作之余，赶译这部著作。就在曹靖华翻译《铁流》的过程中，国内形势已发生了变化，对左翼作家的压迫越来越厉害。事先约好出版“文丛”的神州国光社也将旧约作废，告之除已交去的几种，其他几种不用再进行下去。深谙中国现实的鲁迅先生只好去告诉其他译者停止工作：“这并不是中国书店的胆子特别小，实在是中国官府的压迫特别凶……”（《集外集拾遗·〈铁流〉编校后记》）但鲁迅先生却格外致函曹靖华：“此时对文字压迫甚烈，至于不能登载我之作品，绍介亦很为难……但兄之《铁流》，不知已译好否？此书仍必当设法印出。”可见鲁迅对这册书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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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还没见踪影，但出版预告已经出来了。1931年11月23日《文艺新闻》第37号发布了一篇鲁迅亲自为《毁灭》和《铁流》书写的出版预告，其中关于《铁流》在《集外集拾遗补编》中这样描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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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为绥拉菲摩维支所作之名著，批评家称为“史诗”，曹靖华译，除本文外，并有极详确之序文，注释，地图，及作者照相和三色版画像各一幅，笔迹一幅，书中主角照相两幅，三色版《铁流图》一幅。售价一元四角，准于十二月十日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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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流》书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