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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鲁迅在上海收集笺纸数十种，但认为“皆不及北平；杭州、广州，则曾托友搜过一通，亦不及北平，且劣于上海，有许多则即上海笺也，可笑，但此或因为搜集者外行所致，亦未可定。总之，除上海外，而冀其能俨然成集，尽难矣。北平私人所用信笺，当有佳制，倘能亦作一集，甚所望也”。由此可知笺纸当时已成文人清供之一种，北平外，上海、杭州、广州等地市面上还出售印版笺纸，北平甚至还有私人印制的信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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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郑振铎在编选《北平笺谱》的过程中合作非常愉快，也体现了文人和而不同的审美趣味。为协商具体事宜，此间鲁迅与郑振铎通信达15回，内容涉及访笺、选笺、商镌印、论装订、谈发行、定赠送等，包括笺谱名称、印纸选择、目录写法、笺页大小，以至于笺上直格、页码色泽等，不遗巨细，就许多技术性细节做了具体而微的擘画。如关于入选标准，先后议定：单色笺倘有佳作亦可加入若干；宋元书影笺可不加入，因其与《留真谱》（清杨守敬编，摹写古书首尾真迹的书）无大差别；大典笺（以明朝《永乐大典》书影印制的笺纸）亦可不要。比如用纸，初拟用宣纸，因其性柔软，较耐久，适于装订成较厚之书，后则为追求美观改为夹贡纸。比如签条，鲁迅自谦字太坏，“然而第一叶及书签，却总得请书家一挥，北平尚多擅长此道者，请先生一找就是”，最后确定由沈兼士写签字。比如装帧设计，议定做一个布套，“末后附一页，记明某年某月限定印造一百部，此为第△△部云云，庶几足增声价。至三十世纪，必与唐版媲美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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笺谱编定后，由鲁迅承担印费400元付印。鲁迅写《北平笺谱序》，郑振铎写《访笺杂记》。在《北平笺谱序》中，鲁迅曰：“北平夙为文人所聚，颇珍褚墨，遗范未堕，尚存名笺，顾迫于时会零落将给，吾侪好事，亦多杞忧，于是搜索市廛，拔其尤异，各就原版印造成书，名之曰《北平笺谱》。”此序言可谓中国版画发展史的纲领性文献。郑振铎则在《访笺杂记》中详细讲述了搜购画笺、交涉印刷、调查刻工姓名等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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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笺谱》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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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笺谱》扉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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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北平笺谱》由“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有”（鲁迅语）的荣宝斋刻印出版。此书于1933年2月5日开始谋划，9月份动手编排，至12月份印成，即在今天也堪称神速。书成时，鲁迅的投稿已被封锁，“即无聊之文字，亦在禁忌中”，所以自嘲“但《北平笺谱》序或不至于抽毁如钱谦益之作欤？”书共6册，分博古笺、花卉笺、古钱笺、罗汉笺、人物笺、山水笺、花果笺、动物笺、月令笺、指画笺、古佛笺、儿童画笺等，均由当时荣宝斋、淳菁阁、松华斋、静文斋、懿文斋、清秘阁、成兴斋、宝晋斋、松古斋等九家藏版选材刻就，收有现代制笺第一人林琴南的山水笺、陈师曾的诗笺、戴伯和的鹤笺、李柏霖的花卉笺、王振声的动物笺、姚茫父的唐画壁砖笺和西域古迹笺、齐白石的人物笺、吴待秋的梅花笺、陈半丁的花卉笺、王梦白的罗汉笺以及齐王诸人合作的壬申笺、清末为慈禧代笔的女画家缪素筠的花鸟笺等，均为诸笺之白眉。书为线装包角、蓝面白签，签条由沈兼士署写，扉页为沈尹默所题，书前有鲁迅、郑振铎序各一，分别为天行山鬼（魏建功）和郭绍虞手迹，书后附郑振铎《访笺杂记》，说明当时与鲁迅远道磋商、书函往返及遍访各铺、商请镌印的经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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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笺谱》首印100部，每部书上均有鲁迅和郑振铎二人的亲笔签名。其中鲁迅自订20部，郑振铎10部，内山书店经售20部，余50部预约发售。售价12元，在当时确属奇昂，然犹一出即罄。鲁迅在1933年12月27日致台静农的信中说：“《北平笺谱》竟能卖尽，殊出意外，我所约尚有余，当留下一部。”次年1月11日，鲁迅在致郑振铎的信中说，他所约的20部《北平笺谱》，除各送台静农和魏建功一册外，“所余十八个，则都运上海，不能折扣矣”，执词颇硬，足见对此书的重视。同年2月，鲁迅不无欣慰地评价此书：“重行展览，觉得实也不恶。此番成绩，颇在豫想之上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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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笺谱》色调温氲、静雅足备，以其古色斑斓、清隽绝伦的风格，充分表现了中国画的秀丽情调以及传统水印木刻工艺悠远的韵味，堪称民国时期艺术水平最高的传统版画集。面世后，被文人雅士当作案头清供，一时传为佳话。巴金当时得第94部，尤为珍爱，后赠中国现代文学馆，成为镇馆之宝。唐弢得此书甚迟，他以诗一般的语言记录了翻阅时的感受：“晴日楼窗，独坐摩挲，浮生栗六，聊遣疲累，盖亦劳者自歌之一例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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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笺谱》是中国木刻史上的一大纪念和集大成者，它和1936年出全的《十竹斋笺谱》一道，把我国濒临失传的传统木刻水印工艺从故纸堆里抢救出来，善莫大焉。而两位现代文学史上的巨匠在搜集、出版《北平笺谱》的过程中和而不同、精诚团结的协作态度，亦格外令人心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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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度联手，编印《十竹斋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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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斋笺谱》是鲁迅与郑振铎二度联手翻刻的水印木刻笺纸集，可视作《北平笺谱》的姊妹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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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郑振铎设法借得通县王孝慈所藏《十竹斋笺谱》，在上海请鲁迅欣赏并提议翻刻，鲁迅力促其成。1934年1月11日，鲁迅致郑振铎信，建议编印明代小说传奇插画，甚至影印明版小说，如《西游》《平妖》之类，使它能够久传，“恐怕纸墨更寿于金石，因为它数目多”。至2月9日，鲁迅在看到《十竹斋笺谱》的翻本后，认为“颇有趣”，分月付款，经济上亦可承受。他对郑氏说：“如先生觉其刻本尚不走样，我以为可以进行，无论如何，总可以复活一部旧书也。”从此，郑振铎和鲁迅开始着手翻印《十竹斋笺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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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斋笺谱》是明末胡正言（字曰从）所编木版彩色水印诗笺图谱，共四卷，收图280余幅，明崇祯十七年（1644）印行，堪称明代木刻版画中成就最高的集大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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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郑振铎翻刻的《十竹斋笺谱》母本是从通县王孝慈鸣晦庐借得的。王氏“家藏版画最多，精品尤夥。年来颇有散失，然精品尚多存者。他爱之如性命；其好之之专，嗜之之笃，我辈实所不及”（郑振铎语）。《十竹斋笺谱》四册计283幅，但王孝慈藏本仅261幅，缺22幅。刻此书，难度极高，费工费时，工程浩大。特别是“北平雕工、印工现剩下三四人，大部陷入可怜的境遇中，该班人一死，这套技术也就完了”（鲁迅1934年3月致田增涉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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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2月15日，鲁迅致台静农信，谈及刻书之事：“西谛藏明版图绘书不少，北平又易于借得古书，所以我曾劝其选印成书，作为中国木刻史。前在沪闻其口谈，则似意在多印图而少立说。明版插画，颇有千篇一律之观，倘非拔尤绍介，易令读者生厌，但究竟胜于无有，所以倘能翻印，亦大佳事，胜于焚书卖血万万矣。”可知对于选印图谱，郑氏偏向于多印图而少立说，鲁迅则偏向于选优绍介。但这仅仅是编书技术方面的分野，两人的艺术主张，则不存在明显分歧，这是他们能顺利合作的美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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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鲁迅和郑振铎的计划，《十竹斋笺谱》以版画丛刊会的名义付之荣宝斋每月陆续进行翻印。鲁迅将其编印《北平笺谱》所得51.7元作为助印《十竹斋笺谱》的首批费用，并表态愿意承担此后的费用：“每月刊刻《十竹斋笺谱》费用，则只要先生将数目通知，仍当案目另寄。”后来又重申：“刻工的工钱，是否以前已由先生付出？便中希见告：何月起，每月每人约若干。以便补寄及续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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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翻刻《十竹斋笺谱》的过程中，鲁迅的指导作用显而易见，此期他和郑振铎书信往返甚密，或探讨印色：“《十竹斋笺谱》山水，复刻极佳，想当尚有花卉人物之类，倘然，亦殊可观。古之印本，大约多用矿物性颜料，所以历久不褪色，今若用植物性者，则多遇日光，便日见其淡，殊不足以垂远。”或商量版本，念念不忘制作普及版：“另选百二十张以制普及版，也是最要紧的事，这些画，青年作家真应该看看了。”或商讨纸张：“旧纸及毛边，最好是不用，盖印行之意，广布者其一，久存者其二，所以纸张须求其耐久。倘办得到，不如用黄罗纹纸，买此种书者必非精穷人，每本贵数毛当不足以馁其气。”此后数月反复选择、比较纸张，分别考虑了“罗甸纸”（与连史纸相类）、毛太纸、日本纸、黄色罗纹纸、染色罗纹纸、毛边纸等，后来敲定用《北平笺谱》那样的真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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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斋笺谱》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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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鲁迅看了荣宝斋试刻的样品后认为复刻极佳：“《笺谱》刻的很好，大张的山水及近于写意的花卉，尤佳。”于是对出版时间提出了建议：“此书最好是赶年内出版，而在九或十月中，先出珂罗版印者一种。我想，购买者的经济力，也应顾及，如每月出一种，六种在明年六月以内出全，则大多数人力不能及，所以最好是平均两月出一种，使爱好者有回旋的余地。”于是将翻刻《十竹斋笺谱》的重任正式托付给荣宝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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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竹斋笺谱》的刻印，由荣宝斋的强手王宗光等人雕版，徐庆儒印制。第一卷翻刻耗时整一年，于1934年12月正式出版。第一卷扉页后附有翻印说明（原无标题、标点）：“中华民国二十三年十二月，版画丛刊会假通县王孝慈先生藏本翻印。编者鲁迅，西谛；画者王荣麟；雕者左万川；印者崔毓生，岳海亭；经理其事者，北平荣宝斋也。纸墨良好，镌印精工，近时少见，明鉴者知之矣。”1935年4月，鲁迅致郑振铎信评价《十竹斋笺谱》：“翻刻成绩确不坏，清朝已少有此种套版佳书，将来也未必再有此刻工和印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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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此后多次嘱咐郑振铎让荣宝斋加快翻刻，但由于日本进逼华北，局势动荡，再加之资金发生困难，以至翻刻中辍。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郑振铎处境亦颇凄凉，但他坚持继续未竟之业。由于王孝慈《十竹斋笺谱》藏本所缺22幅画无法弥补，郑氏本想就此了结，岂料天助人意，1940年冬，郑氏友人徐绍樵意外地在江苏淮城为他寻到另外一部明版《十竹斋笺谱》藏本，补齐了所缺22幅画中的21幅，全书四册翻刻工作终于于1941年6月完成，前后长达七年之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