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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此地正在欢迎两位名人。一个是太虚和尚到南普陀来讲经，于是佛化青年会提议，拟令童子军捧鲜花，随太虚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莲华”之意。但此议竟未实行，否则和尚化为潘妃，倒也有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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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中“佛化青年会”全称“闽南佛化青年会”。潘妃是南齐东昏侯的妃子，东昏侯为讨潘妃欢心，起神仙、永寿、玉寿三殿，皆匝饰以金璧，“又凿金为莲华以帖地，令潘妃行其上，曰：此步步生莲华也”（《南史·齐本纪》）。鲁迅用这个典故一方面是讲笑话和许广平逗乐，一方面也延续他对厦门的种种不屑，当然也不排除他在自己喜爱的女人面前炫耀学识的可能，倒也并没有对太虚和尚不恭的意思。从林子青先生的回忆看，童子军捧鲜花随太虚行踪而散之，以示“步步生莲华”之意的提议并不是“竟未实行”，而是实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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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10月20日下午所写之信，信于次日即21日上午发出后，“不料下午就接到请柬，是南普陀寺和闽南佛学院公宴太虚，并邀我作陪，自然也还有别的人。我决计不去，而本校的职员硬要我去，说否则他们将以为本校看不起他们。个人的行动，会涉及全校，真是窘极了，我只得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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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南普陀寺柬邀厦门商学各界领袖，在南普陀大殿举行欢迎大会，大会由常惺法师主持，厦门商会会长代表各界致欢迎辞。欢迎辞是当时闽南佛学院副院长觉三法师执笔，内有“时维九月，序属三秋。天帝洒扫，玉宇无尘”等句。继请太虚法师讲话，由厦门大学哲学系学生林藜光译成闽南语。欢迎大会之后，在南普陀“无我”堂举行隆重的宴会。从各类记录看，鲁迅并未参加当天的欢迎大会，只是参加了宴会。其他应邀参加者有厦大校长林文庆，教授孙贵定、沈士远、庄泽宣、顾颉刚、陈定谟、罗常培、缪子才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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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素宴，鲁迅在10月21日灯下写给许广平的信中，描述了当时的情形。他首先谈及对太虚的印象：“罗庸说太虚‘如初日芙蓉’，我实在看不出这样，只是平平常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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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庸（1900—1950），字膺中，北京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和国学家，1922年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毕业，当时任北京大学讲师，并在女师大兼课，一生潜心佛学，造诣精深，1925年曾从太虚游，编订了太虚大师的演讲录《四十二章经讲录》（太虚于1926年6月在北平社稷坛所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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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描述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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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席，他们要我与太虚并排上座，我终于推掉，将一位哲学教员供上完事。太虚倒并不专讲佛事，常论世俗事情，而作陪之教员们，偏好问他佛法，什么“唯识”呀，“涅盘”哪，真是其愚不可及，此所以只配作陪也欤。其时又有乡下女人来看，结果是跪下大磕其头，得意之状可掬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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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鲁迅推为上座的哲学教员是陈定谟，江苏昆山人，曾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年7月曾与鲁迅去西安讲学，当时任厦门大学社会科学教授。这里鲁迅仍然延续的是对厦门大学周围各色人等的不屑，以及对佛教徒可笑之状的哂笑，仍然是为了逗许广平一乐，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恶意。不过从鲁迅的态度来看，他显然更看重学养思想和修行，并不看重某个具体的高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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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之所以在信中多次哂笑周围的人，是因为他非常不喜欢厦门大学，认为这学校是“硬将一排洋房，摆在荒岛的海滩上”。“此地四无人烟，图书馆中书籍不多，常在一处的人，又都是面笑心不笑，无话可谈，真是无聊之极”，“做教员而又须日日自己安排吃饭，真是太讨厌，即此一端，厦门就不易住”，“我真想不到天下何其浅薄者之多。他们面目倒漂亮的，而语言无味，夜间还要玩留声机，什么梅兰芳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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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闽南佛学院吃饭，自然是素餐，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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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总算白吃了一顿素斋。这里的酒席，是先上甜菜，中间咸菜，末后又上一碗甜菜，这就完了，并无饭及稀饭，我吃了几回，都是如此。听说这是厦门的特别习惯，福州即不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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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太虚法师由常惺、蕙庭二法师陪同参观厦门大学，由校长林文庆接待。太虚法师应请为厦大学生数百人讲“缘起性空之宇宙人生观”。这是厦门大学创办以来，请僧人宣讲佛学的第一次。10月23日，厦门教育会请太虚法师于该会礼堂说法。10月25日为旧历九月十九，适逢观音菩萨圣诞，太虚法师游白鹿洞与虎溪岩。这些活动，鲁迅都没有参与，在日记中也没有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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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法师这次到厦，和南普陀结下了殊胜的因缘。1927年，南普陀寺首届方丈会泉法师任期届满，极力推荐太虚继任方丈和闽南佛学院院长。是年5月，太虚应聘来南普陀寺就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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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虚和尚一生的着眼点始终是人类，他的佛法精神也始终是人间佛法。他为佛教事业奔波，或为了佛教利益出入于政界，或深入寺庙进行组织、实践、演说，辛勤往来于社会，自然招来了一部分人的非议。有人说他是“风头和尚”，有人说他是“政治和尚”。丰子恺听到这样的议论后，亲自去访问他，得出的结论是：他是“正信、慈悲、而又勇猛精进的、真正的和尚”。鲁迅也曾说过，太虚“平易近人，思想通泰”。太虚法师的立足点始终是做人，他的“人成即佛成，完成在人格”的论断尤其发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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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的饭局 东堤晚酌——以为课余有读书的环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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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1927年2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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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点：广州东堤一景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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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席：鲁迅、许广平、许寿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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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2月20日鲁迅日记云：“晨同广平上小汽船，午后回校。……下午广平同季巿来，偕至季巿寓，晚往一景酒家晚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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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饭局有两个看点：鲁迅当天从香港演讲归来；许寿裳经鲁迅介绍应聘到广东中山大学任教，有了新的工作。所以，1927年2月20日的这个饭局，虽然仅仅是鲁迅、许寿裳、许广平三人的小聚会，但意义比较特殊，既是接风宴，又是庆祝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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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这次饭局，鲁迅仅在日记中有所记述，但饭局的另一当事人许寿裳记述甚详。据许寿裳回忆，他到广州“第二天的下午，景宋（许广平）见访，始知鲁迅先生才从香港讲演回来，因足受伤，不良于行，教她来接我至校同住。那时候，他住在中山大学最中央而最高最大的一间屋——通称‘大钟楼’，相见忻然……这晚上，他邀我到东堤去晚酌，肴馔很上等甘洁。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我要付账，他坚持不可，说先由他付过十次再说。从此，每日吃馆子，看电影，星期日则远足旅行，如是者十余日，豪兴才稍疲”（《亡友鲁迅印象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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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鲁迅因足受伤事，指2月4日，鲁迅同廖立峨等游毓秀山，“午后从高处跃下伤足”。“东堤晚酌”，即指2月20日到一景酒家的这次饭局。“次日又到另一处去小酌”指2月21日三人去国民餐店夜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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