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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评论人物常用“道德、文章”两事作为尺度。叔湘先生的文章和学识被语文学界奉为泰斗。他的道德和人格更是语文学界和一切知识分子的楷模。叔湘先生的高尚典范将永远留下美好的记忆于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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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中国日报创始人刘尊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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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纽约初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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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晚上，在纽约，杨刚女士同一位朋友来到我家。她介绍说，“这是刘尊棋先生，大名鼎鼎的新闻记者”。刘尊棋先生来到我家，他是“宾至如归”，我是“一见如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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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二战”结束不久，纳粹主义的威胁解除了，美苏矛盾急剧上升，中国的国内革命尖锐起来了。纽约生活表面上纸醉金迷，好像忘记了外面世界，但是知识分子都暗暗地忧心忡忡，中国知识分子如此，美国知识分子也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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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尊棋先生第一次来到我家，在略事寒暄之后，杨刚女士和我就向他请教许多国际局势问题。他对当时的世界变化了如指掌，细细分析，娓娓道来，我们静静倾听，把思虑伸展到世界和中国的明天。在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那一晚的纽约还深印在我的记忆之中，成为一个“难忘之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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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二、香港重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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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我去欧洲，跟他失去了联系。在解放前夜，我从欧洲回到香港，出于意外地又遇到了刘尊棋先生。原来他是来到香港等待解放回国的。他在香港办一个小型的英文刊物，名叫《远东公报》。这个小型刊物真是很小，起初是打字油印的。新闻报道几乎全是刘尊棋先生一个人所写，把远东和欧美所发生的时事，用简单而明了的文笔，一针见血地说明原委，使读者不仅知道了事实，还明白了其中的是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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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像在纽约他常来看我一样，这时候我常去看他，因为晚间我有空，而他要在晚间工作到深夜，不能离开他的小得可怜的办公桌，难于出门看朋友。这时候，我见到他，也是开口就问世界和中国的局势，几乎没有谈过生活和家常。这是我同他交往的一个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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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也有例外。有一次，在默默对坐了几分钟之后，他忽然用低沉的声音告诉我：他曾经被关在监牢里，他的一条右腿跟一位有名人物的左腿用链条锁在一起。讲了这句话之后，我们又默然相对几分钟，不知说什么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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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战争急转直下，上海解放了。由许涤新同志介绍，我乘《大公报》包租的“盛京轮”在1949年6月3日从香港回到上海。临行匆匆，没有跟任何亲友打招呼，刘尊棋先生当然不知道我的行踪。一下轮船，看到久别了的上海，我心中有无法形容的感触。我四面张望，看看刘尊棋先生有没有同船回来，没有看到他。可是意外地看到了杨刚女士，她是我下了码头看到的第一个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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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港口被水雷封锁了，“盛京轮”被困在港内。我留在上海复旦大学任教。这样又跟刘尊棋先生分开了。隔了一段时间，在报纸上看到，刘尊棋先生到了北京，担任外文局的领导之一，我心中为他高兴。可是，又隔了一段时间，听说他受到政治处分，被隔离起来了，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事情。很晚我才知道，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又被关进监牢，不知又为何事。就这样，多年不知道他的下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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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1956年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1978年，姜椿芳同志创办“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邀请刘尊棋同志共同负责筹备工作。当时，我也稍稍帮助姜椿芳同志做些事情。有一天，姜椿芳同志偕同跟我久别了的刘尊棋同志来到我家，一同去北京东南角，看看那里的几间破旧屋子是否可以暂时作为“大百科”的筹备处。这时候，我才知道刘尊棋同志得到平反还不很久。从这时候起，我把一向对他用的称呼“先生”改为解放后的通用称呼“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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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三、主持简明不列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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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使局势迅速变化。“大百科”跟美国“不列颠出版社”合作翻译出版《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组成“中美联合编审委员会”，刘尊棋同志担任中方主席，我是中方三委员之一。我高兴能够跟他一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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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发生极大的变化，可是许多人对美国仍旧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人们警告说，翻译出版美国的“百科全书”，其中充满着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思想，任何一个条文都可能使你们这批人关进监牢里去。的确，这是一件值得做，但又是最好不做的工作。说它值得做，因为中国需要了解外面世界的事实和观点。说它最好不做，因为这是充满着意识形态危险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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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刘尊棋同志对美国的“攻势”应付自如，处理得不卑不亢，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他高瞻远瞩，目光不仅看到中国，还看到世界，不仅看到今天，还看到明天，所以他能够担任别人不敢担任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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