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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张志公：实用语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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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和张志公先生成为往来频繁的亲密朋友，因为我们长期一同住在一个大院里，这个大院叫做公主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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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底，我被调来北京，在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工作。办公处和住处都在北京沙滩景山东街的公主第。这里是解放前的北京大学，清朝末年的京师大学堂。沙滩的红楼是后来添造的。“五四”运动的许多故事，就发生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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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名早期叫马神庙，现在改称沙滩后街。公主第原来是一座规模宏大的驸马王府。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一个单位用不了这许多房屋，跟另一个单位人民教育出版社共同使用。当时全国大中小学的所有教科书都是人民教育出版社编辑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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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先生在人民教育出版社工作，跟我随时往来，非常方便，甚至一天往来几次。我有什么工作上的问题，就去找他，同他商量。有时有朋友来找我，在我的办公室和家里都找不到，就到志公先生的办公室和家里去找，一定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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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的一派宫廷景象，绿树成荫，花香鸟语。春天，白色和紫色的丁香花处处盛开。大院中心有一个荷花池，每年开放复瓣荷花。池中有一个白石头的方柱子，顶上是斜放着的圆盘形日晷，旁边刻着“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字样。这是京师大学堂和北京大学遗留下来的文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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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也一同看到公主第大院在一次一次政治运动中不断遭到难以相信的破坏，成为很像一个无人管理的低级难民收容所的样子。终于，浩劫过去，否极泰来，把红漆大门拆掉，把大门外的两个石狮子搬走，封建意味一扫而空，改成一组一组矮矮的新式办公楼和宿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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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每次想起志公先生，不能不同时想起公主第大院的沧桑变化，因为从我的办公室到他的办公室必须经过这一带使人回想清朝覆亡和“五四”运动的花园式庭院。现在，志公先生的宝眷还住在公主第的新造宿舍里，我已经离开公主第内清朝末年建筑的破烂不堪的住宅，迁移到名称古怪的后拐棒胡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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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振兴教育，朝气蓬勃，一方面提倡普通话、简化字、汉语拼音；一方面改革现代汉语教育，重视语法和修辞。这时候，掀起个语法学的百家争鸣，语法学的文章如天女散花，缤纷落地，现代汉语的语法研究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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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中学的语法教科书，不能众说并立，旁征博引，需要有一个简单明了、说法一致、而且容易为青年们所理解的语法体系。这是一件艰难而重大的学术综合工作。在志公先生主持之下，折中于各家学说之间，写成一个兼收并蓄、汇集众长、适合中学教学用的语法体系。他和他的同事们出色地完成了这一工作，得到社会各方面的赞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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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先生学识渊博，著作很多。他治学谨严，著作切于实用。例如他跟田小琳女士合著的《现代汉语》，就是一部极好的适合大学一年级用的教科书。语文界对他的理论结合实际的学风，钦佩之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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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先生长期以来热心文字改革，不仅观点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共鸣，而且在许多工作中跟文改会的同道们协作进行。他最后担任中国语文现代化学会的会长，就是他众望所归的证明。他几次对我说，他被邀到国外讲学，人家希望他多讲一些语法学，可是他想尽办法多讲中国的文字改革。他的学术思想是向前看的，不是向后看的。他同意我们提出的“厚今而不薄古”的观点。这跟中国语文学界的传统思想有许多不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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志公先生比我小几岁，可是他一早就拿起拐棍，留了胡子，而且胡子渐渐有些花白的影子，人家称他张老。他笑笑、点点头。我呢，年纪比他痴长几岁，可是不拿拐棍，不留胡子。每次一同开会，他总是笑着介绍说，我是他的老弟。我也就称他为老兄。许多人信以为真，引起哄堂大笑！这是我们常在一起开会的趣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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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还是常常遇到问题就拿起电话跟他老兄商量。可是，在想电话号码的时候，我忽然记起了老兄已经登上了“八宝山”，而老弟还停留在“后拐棒”。真是，“夫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我们一辈的人属于语法学上所说的过去时态了。可是中国语文和语文研究应当永远属于未来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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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魏建功：台湾普及“国语”的开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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魏建功先生是我的师辈。他是我心目中最值得崇敬的学者和语文改革家。不仅我如此崇敬他，我的许多同辈也如此崇敬他，因为他是一位始终坚持“五四”精神的大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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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我来北京参加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会议之后我被调来文改会工作。建功先生是文改会的委员，从此我有机会常常向他请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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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第一次拜见他的时候，我对他说，我一早就读过他的文章和专著，我是他的一个未及门弟子；我对语言文字是外行，我的一点语言文字知识主要是从他的书里得来的，可是学得一知半解，实在惭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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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不要客气，我也读过你的文章，我们彼此学习，不分师生。”他如此谦虚，使我更加感到自己的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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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文改会议之后，文改会立即进行汉字简化工作。建功先生对传统俗字非常熟悉，因此他提出的意见特别受人尊重。他对《汉字简化方案（草案）》中的每一个简化字都细细斟酌。他的负责精神，使人肃然起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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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和我都是中央推广普通话委员会的委员。在推普方面我更要向他请教。关于推普，他最有发言权，因为他是“国语”运动的老前辈，又是台湾推广“国语”的创办人。谁的经验也没有他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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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曾告诉我，台湾在日本统治下原来以日语为行政和教育语言，光复后不能继续使用日语，台湾变成语言的空白区，推广“国语”成为当时的首要工作。台湾人民学习“国语”非常努力，当局推行“国语”非常认真，上下同心同力是成功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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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想，大陆人民不像台湾那样急于需要共同语，大陆地方当局也不像台湾那样重视共同语，我们面对的推普困难，不是来自地区太大，而是来自惯性太强。我把我的想法告诉建功先生，他同意我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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