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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结束后，紧接着举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前者主要是行政性会议，后者是纯学术性会议。召开规范问题会议是罗先生的主张，会议内容也是主要由他筹划安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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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先，我几次去拜望他，向他请教规范化的意义。他对我说：“规范化和拼音化有密切关系。语言不规范化，拼写出来的拼音文字就无法定形。拼音文字的定形化，对语言规范化能反过来发生推进作用。”这是我记得的大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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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在《略论汉语规范化》文章（发表在《中国语文》1955年第10期）中，有更精辟的说明。他说：“如果要采用拼音文字，就必须有规范化的语言。拼音文字必须有拼写的对象，如果对象不明确，拼音文字就很难在实际上应用。另一方面，语言的规范化也在一定程度上有赖于拼音文字。由于汉字的特殊性质，字音是很容易读错的，构词是异常自由甚至可说是漫无限制的。这种种缺点，采用拼音文字之后都可以得到合理的纠正。应该说，拼音文字和规范化的语言这两件事互相配合，正如车有两轮，鸟有双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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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采用拼音文字也必须实行语言规范化。他说：“5.6亿汉族人民要参加国家生活，没有统一的、规范化了的语言是不行的。不但是要普及教育，要提高文化，非有规范化的语言不可，而且语言使用的复杂和分歧还会直接影响工作和其他经济部门的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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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和吕叔湘先生在规范化会议上共同发表的主题报告《现代汉语规范问题》中说：“作为使我们在一切活动范围中调整其共同工作的工具的语言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呢，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高度发展的语言，我们所需要的是一个统一的、普及的、无论在它的书面形式或是口头形式上都有明确的规范的汉民族共同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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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对汉语规范化，很多人不理解，即使在语文教师中间理解的人也不多。“汉语”上面加上“现代”二字，有人听了就摇头，再加上“规范”二字，更加格格不入了！共同语的规范化和普及化，是工业化的必要条件，语言发展跟经济发展有密切关系，这一点在当时是许多人所无法理解的。罗先生的语文思想走在时代的前面，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中国语言学者，还是一个世界语言学者。遗憾的是，由于我国社会发展迟缓，罗先生的语言思想在今天依旧没有被一般社会所理解。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语文复古思潮中，“现代汉语规范化”这件事有些人认为是不必多谈的小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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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先生不仅有“雅不轻俗”的平民思想，还有“古不轻今”的现代化思想。“俗”是大众化，“今”是现代化。这两种思想是推进社会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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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罗先生的“古不轻今”，这里举几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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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他发表《耶稣会士在音韵学上的贡献》，分析明朝末年利玛窦的“罗马字注音文章”，整理出其中“罗马字注音”的有系统的设计，既说明了明代的音韵体系，又启发了罗马字可以用来给汉字注音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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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11日，他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上发表《国音字母以前的标音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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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他出版《国音字母演进史》，1959年再版，改名《汉语拼音字母演进史》，扼要叙述从明末到民国300年间各种拼音方案的要点。这是第一本拼音方案史，对后来的拼音化运动有参考和启发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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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1月12日，他在《世界日报·国语周刊》上发表《关于国音的几个问题》。同年9月7日，他为北京青年会剧团讲演《京剧中的几个音韵问题》，后来刊载在《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号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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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他出版《北京俗曲百种摘韵》，从文人学士瞧不起的“俗曲”中归纳出近代音韵的规律。在1950年的“再版自序”中，他说：“这本小册子也许能在新曲艺的创作研究中发挥它的一个螺丝钉的功用。……在人民的新中国，大家都了解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重要性，这本小册子也许不至于像从前那样被漠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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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在《国文月刊》第20期上发表《我的中学国文教学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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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2日，他在昆明《中央日报·星期论文》中发表《国语运动的新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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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年，他在《中国语文》第2期上发表《从历史上看中国文字改革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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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1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同年略前，在《语文学习》9月号上发表《怎样学习大众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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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说明，罗先生不仅是“博古通今”，而且是“古不轻今”“古为今用”，跟许多保守的学者不同，他对某些人不屑一顾的现实问题，认真地进行了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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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在语言学术和语言工作上，“厚古薄今”是错误的，“厚今薄古”也是错误的。中国当前语文工作的重点是，使各地只能说不同的方言，进步到全国都能说共同语，使一盘散沙似的语言生活，进步到全国团结一致的语言生活。这就需要语言规范化，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普通话的普及教学，美国以英语统一全国人民的语言生活，这是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语言教学的收获。如果美国也像中国一样，在学校里和开会的时候，让人民随便地各自说各自的方言土语，美国能成为一个科技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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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些言论，我曾经简要地记录在日记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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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运动”之后，知识界发挥了“明哲保身”的天然意志，从危险较多的学科改到危险较少的学科，从现代问题的研究改到古代问题的研究，这符合我国的传统学术思想：“知古才是学问，知今不算学问。”这种思想，不仅在语言学界流行，也在其他许多学术方面流行。这跟“文明古国”要向“文明今国”发展的现代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今天，回想罗常培先生的“古不轻今”和“雅不轻俗”的学术思想，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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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章乃器：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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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包头市章翼军来信：“叔叔、婶婶：久未问候，身体可健，念念！近悉有关单位拟出版先父章乃器专辑。我知道叔叔与先父交往多年，深知先父的为人。我们迫切祈望叔叔能赐教，写一篇纪念文章，为专辑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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