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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12月18日，他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汉语拼音方案的历史渊源》。同年略前，在《语文学习》9月号上发表《怎样学习大众的语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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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说明，罗先生不仅是“博古通今”，而且是“古不轻今”“古为今用”，跟许多保守的学者不同，他对某些人不屑一顾的现实问题，认真地进行了学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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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止一次对我说，在语言学术和语言工作上，“厚古薄今”是错误的，“厚今薄古”也是错误的。中国当前语文工作的重点是，使各地只能说不同的方言，进步到全国都能说共同语，使一盘散沙似的语言生活，进步到全国团结一致的语言生活。这就需要语言规范化，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普通话的普及教学，美国以英语统一全国人民的语言生活，这是大力地和长期地进行语言教学的收获。如果美国也像中国一样，在学校里和开会的时候，让人民随便地各自说各自的方言土语，美国能成为一个科技和文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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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一些言论，我曾经简要地记录在日记里，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都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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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次“运动”之后，知识界发挥了“明哲保身”的天然意志，从危险较多的学科改到危险较少的学科，从现代问题的研究改到古代问题的研究，这符合我国的传统学术思想：“知古才是学问，知今不算学问。”这种思想，不仅在语言学界流行，也在其他许多学术方面流行。这跟“文明古国”要向“文明今国”发展的现代化方向，是背道而驰的。因此，在今天，回想罗常培先生的“古不轻今”和“雅不轻俗”的学术思想，有特别重要的时代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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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章乃器：胆识过人的银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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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到包头市章翼军来信：“叔叔、婶婶：久未问候，身体可健，念念！近悉有关单位拟出版先父章乃器专辑。我知道叔叔与先父交往多年，深知先父的为人。我们迫切祈望叔叔能赐教，写一篇纪念文章，为专辑增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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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封出乎意料的来信，引起了我60年前的回想，往事如梦的回想。我于是写了此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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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朋友中间，章乃器先生是一位最为奇特的人才。他的才能出类拔萃，所以当时有许多青年人钦佩他。他的言行与众不同，所以当时有许多老一辈害怕他。他是20世纪30年代上海经济界引起议论最多的奇特人才，所以他给人的印象特别深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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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认识他之前就看过他的文章。他的文章气势之盛，立意之新，在抗战前夜，许多青年人读了，拍案称奇，深受感染。我以为他可能是一位趾高气扬、难于接近的人。一见之下才知道他对人是低声说话、平易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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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他认识是在抗日战争前上海的征信所，征信所是上海银行界创办的一个商业信息服务机构。上海银行界推举七八家有代表性的银行，各出一个组成理事会，管理所务。我代表江苏银行，乃器代表浙江实业银行，理事会以乃器为主任。每周几次，理事们中午到所共餐，借共餐时间商议工作。这样，我就经常跟乃器见面。跟他共事中，看到他工作能力之强，解决问题之快，使人惊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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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他邀我到他家去吃便饭，从业务谈到当时的国家大事，他跟我不仅业务见解相同，政治见解也相同，于是他和我成为说得来的朋友。他的夫人胡子婴女士，是一位能说善道而见识非凡的女性，胡子婴也成为我和内人张允和的说得来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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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略得寸进尺，越逼越紧。1935年，乃器成为主张积极抗日的救国会的中坚人物。他建议我参加救国会，加入他主持的小组。加入这个小组的还有蔡承新、彭石年、赵君迈等人。每隔一天的晚上，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聚会，互通消息，商议做什么救亡工作。这样，我从乃器的业务同行，成为乃器的政治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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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政治形势，紧锣密鼓，瞬息万变。1936年11月，突然间“七君子”被捕了！乃器是七君子之一。救国会的工作变为主要是营救“七君子”。七君子被关押在苏州监狱。当时我的家在苏州，我一人在上海，每逢周末回苏州。一天，胡子婴在深夜忽然到苏州敲我家的门。张允和见到胡子婴半夜投宿，大吃一惊！两人商议第二天如何探监之后，张允和安置胡子婴在一间卧室住下。胡子婴一夜未眠，第二天她的卧室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满屋子尽是烟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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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胡子婴成为经常到苏州我家的客人。邹韬奋的夫人沈粹缜女士和其他几位的夫人也常来。她们带了孩子们到苏州，这不仅是为了使孩子们能看到爸爸，而且是因为孩子们探监方便，衣服里夹带文件也不检查。张允和成天忙于招待和安排探监事务。乃器的家属和其他几位的家属都成了我家的亲热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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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君子”被捕之后，许多救国会的会员也相继秘密被捕。救国会变成非法团体，只能暗中秘密联络。1936年12月12日，忽然传来西安事变消息，蒋介石被软禁了。形势紧张达到极点。当时我们最担心的是，国内战争爆发，“七君子”可能被杀害。四处营救，走投无路！想不到风云急转，比预料的还快。12月25日在蒋介石同意抗日之后，张学良陪同蒋介石飞回南京。可是，“七君子”等到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的“七七事变”之后才得到释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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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七事变”之后，我和许多救国会的朋友们转移到重庆。乃器和我又在重庆见面了。上海许多工厂紧急迁移到重庆，称为迁川工厂。为了给迁川工厂服务，乃器成立了一个工业经济研究所，他自己担任所长，邀我担任副所长。后来我转任农本局的工作，跟乃器分手。抗战八年，人事多变，工作纷更。乃器一度离开重庆，到安徽跟李宗仁合作。我在农本局之后，又到新华银行。1945年日本投降之后，我被新华银行派往国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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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快要解放的时候，我从英国伦敦回到香港，等待机会重回上海。在香港又跟乃器相见。乃器建议我参加当时在香港由他主持的民主建国会。乃器说，这个组织的基础是救国会时期上海经济界的星五聚餐会，以及后来在重庆扩大了的工商界的星五聚餐会，我原来是这个聚餐会的参加者。他又解释说，历史经验说明，经济界需要有一个自己的政治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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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5月27日，上海解放。香港《大公报》租用一只轮船，名叫盛京轮，专门运送留港人员回上海。我附骥乘船，在6月3日回到上海。这只轮船一到上海，上海港就被水雷封锁。下了轮船，看到许多在香港的熟人。我找乃器，没有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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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成立。乃器担任粮食部的部长。他曾问我是否愿意去粮食部工作。我说我不想担任行政工作，还是回到教书兼银行的老本行。1955年，我从上海被调到北京，担任文改会的工作。从此，我跟乃器的工作属于不同的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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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掀起了“反右”运动。经济界公认的左派名人章乃器，竟被定为大右派。他如何在20多年间受了打击和折磨，我一点也不知道。一位朋友说，头角峥嵘必然头破血流，这是“反右”的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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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打倒“四人帮”之后，胡耀邦在邓小平领导下主持中央工作，盛传“右派”即将平反。小道消息说章乃器先生将是平反的第一批。大致是1976年秋天，一位朋友偷偷地告诉我，乃器住在北京东郊红庙某楼，可是不知道门号。当时红庙是人迹稀少的地方。我按地址去看乃器。问楼下的人，无人知道有个章乃器。高楼没有电梯，我一层一层爬上去，一层一层敲门探问，敲到第八层终于找到了乃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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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住在高楼的最高一层，一间大房，半间小房。我敲门后，在门外等候了好久，似乎门内无人。终于，门开了。他和我相见而相互不相识，经过了木然相对的几秒钟，然后如梦方醒，彼此认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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