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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我们和沈从文、张兆和往来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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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生活中大部分的时间在写，他的笔头快得很，一看什么重要的材料，立即记录下来，否则会忘掉。他写《中国古代服饰研究》的时候已经积累了大量的材料，要人家画画，领导就帮忙，由社会科学院安排一个画画的、一个考古的帮他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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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兆和的工作是做《中国文学》杂志的编辑，她做修改文字这个工作很好。她离开《中国文学》时，主编说：“张兆和离开我们就很不方便。”张兆和的好处就是自己不写东西，为人家服务，这个精神很好。文学的东西需要加工，加工是很高的技术，加工得天衣无缝也不容易。沈从文去世以后，她就整理他的东西，他的儿子也帮忙，家里变成一个编辑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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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传玠跟我们家交流不太多。抗日战争时我们在四川，他们在上海，解放以后他们在台湾，我们在大陆。有时候我们在美国，他们在中国，往来不多。在顾传玠演出的那个时代，昆曲很受知识分子重视，顾传玠演小生风度很好，跟梅兰芳配过戏，梅兰芳觉得他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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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传玠在台湾大概是受了凉，急性肺炎去世。在台湾初期生活还是比较艰苦。蒋介石死了之后，蒋经国领导下的台湾经济发展得比较快，人均收入增加十一倍。今天，台湾的生活水平远远高于大陆。为什么闹独立呢？这也是原因。可是台湾早期很苦，打仗影响了台湾。可以这样说，蒋介石时代渡过了难关，蒋经国时代发展了。蒋经国在台湾名声很好，国际上也说他好，因为他把一党专政改为多党民主。这是一个世界的总趋势，这个改变弄得不好就会发生动乱，他能够做这个大的改变而没有发生动乱，这是不容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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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传玠去世不久，张元和就到美国去了。她们结婚得很晚，在抗日战争后期，他们结婚时，我们在四川，不在场，打完仗以后，人家把旧的报纸给我们看，上海的新闻界起哄得很厉害，大标题“张元和下嫁顾传玠”。因为那时代跟现在不一样，现在是很看重演员的，那时候演员不被看重。时代变化太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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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在北京大学读书，傅汉思在北京大学教书，傅汉思非常钦佩沈从文，经常到沈从文家来。沈从文也在北京大学教书，所以大家熟悉起来。傅汉思和张充和是在解放前夜去了美国。那时候大的政治改变，美国大学希望傅汉思到美国去教书，他们走时，张元和已经在台湾。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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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充和2004年回来一次，在北京举行书法展览会。我本来想让她在国内住半年，休息一下，结果另外有人要陪她到美国去，怕她路上没有人陪，那个人急于要到美国，所以她很快就到美国。展览会结束以后，她没有留很长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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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家的父亲受“五四”文化影响很深，跟蔡元培、蒋梦麟这样的大教育家交朋友。我都弄不清楚他跟这些大教育家是怎么交朋友的，反正他交的这些朋友在当时都是很先进的，所以影响了他的家庭。我想，像这样的家庭在中国还是有一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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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需要有优越的生活来培养。太穷了，文化就困难。一直到改革开放之前，讨厌文化人的，现在，这种看法改变过来了。一般来讲，在外国，文化人都属于中产阶级。生活要有一定的条件，我最近看到资料，发展中产阶级，日本搞得最好，日本大部分人都是中产阶级，比例比美国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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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17060570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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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风雨飘渺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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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刚刚结束的全家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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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17060570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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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从上海到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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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日本回来，想找个工作，不预备长期在中国，预备到美国去读书。我在中国找工作的时候，光华大学希望我去教书，我就没有另外找工作，去了光华大学教书。当时光华大学有两个附属中学，一个是原来光华大学附属中学，一个是光华大学实验中学。两个都办得很好，一直到1949年后都是最好的学校。张允和就到实验中学去教书，因为老的关系，他们就要我们去。我们一面教书一面准备留学的事情，因为当时在美国没有人联络，不像日本，日本熟人多得很，美国费用又高。后来打仗了，打仗之后发生一个问题，我们住在上海，打仗时留在上海还是到重庆，这是很大的决定。我们一想不能留，日本人很坏，在日本留过学的人更糟糕，他见你在上海，就访问你，明天报纸登出来，日本司令访问某某，这样无形当中你就变成汉奸了。我们想这不行，很快就决定去重庆，我一方面在光华大学教书，一方面在江苏银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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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重庆搞银行，当时国民党政府在重庆要确保后方有东西吃、有衣服穿，于是国民党的经济部成立了一个农本局，在很多银行找人去农本局做事，实际相当于农业银行，用于抗战时期。我就调去了农本局，担任重庆办事处的副主任，管辖四川。在农本局的事情，我都几乎忘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中国现代经济史，他们找我谈农本局的事情，我感觉就像做梦一样。他们找出以前在农本局的杂志和我发表的文章给我看，让我回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我还是觉得以前农本局的工作做得不错，打仗最怕后方没有饭吃、没有衣服穿，我们借用美国的办法，通过金融，帮助地主、农民维持农业、棉花生产。所以，抗战八年，就我所见的后方，没有粮荒，没有棉花荒。可以说这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应当说还是成功的。后来农本局是被通货膨胀冲垮的，通货膨胀太厉害了，一麻袋的钞票买东西。打仗时很难管，原来是搞得很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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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家在重庆时苦得不得了，天天轰炸。有一次我到郊区工作，晚上回来得比较晚，到家时，家里都炸光了，家里人哪里去都不知道。还有一次，我下了班，要坐滑竿渡过江到南温泉，为什么住南温泉呢？比较安全啊。滑竿下坡的时候，日本飞机来了，一个炸弹炸在我旁边，当时日本飞机小，可是一个炸弹把我冲出去，我掉在沟里面，也不知道自己是活的还是死的。掉下来就不敢动，等日本飞机走了再起来，我以为自己受伤了，结果摸摸身上没有地方疼，旁边的人都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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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警报是经常的事情。飞机快来时，就挂起三角球，飞机比较近了，就有另外一个信号，飞机到头上了，就“呜呜呜”。晚上就把灯关掉。有时就要逃到乡下，躲在田里，日本人放荧光弹，亮得不得了，把乡下都照亮了，看到有东西再轰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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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当时抗日精神好得不得了。打仗那么不顺利，可是没有一个人失望，每一个人都觉得将来是有希望的，这个精神了不起。国民党在当时的确是得到群众拥护，蒋介石是重用高级知识分子。经过打仗的苦难，在我看来，“文化大革命”把东西搞光就搞光，无所谓，小事情。所以我一生的经历，也是中国历史上很大的波浪，抗日战争打了八年，前后连起来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又是十年，这二十年可以说是浪费了，不能做学问了。“文化大革命”以后我又抓紧时间来补做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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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时候，有好多机构是为抗战的文化服务的。张允和不能离开我去工作，可是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在重庆，她在成都，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那一段时间是她在成都，我在重庆，为什么这样呢？重庆太危险，成都安全一点。这一段时间分开，其他时间都在一起，在一起要找一个很近的机构工作。她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高，所以她到哪里工作，人家都很欢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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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打仗时设备不行，没办法就死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我的老伴到成都去教书，成都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的儿子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到空军医院去抢救，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肠子上面一个个洞，救了一条命。小毛病他们不收，大毛病他们可以收，没有他们帮忙，这孩子也活不了。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一餐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