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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仗的时候，有好多机构是为抗战的文化服务的。张允和不能离开我去工作，可是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在重庆，她在成都，成都成立了光华大学分校，她就到成都教书去了。那一段时间是她在成都，我在重庆，为什么这样呢？重庆太危险，成都安全一点。这一段时间分开，其他时间都在一起，在一起要找一个很近的机构工作。她的工作能力还是比较高，所以她到哪里工作，人家都很欢迎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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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川，我们有两个孩子，儿子周小平（周晓平），女儿周小禾，女孩后来真是很悲惨，得盲肠炎，打仗的时候得不到合理的治疗就死了，这是一个打击。打仗时设备不行，没办法就死了，这是最悲惨的事情。我的老伴到成都去教书，成都生活条件比较好，在家里还有小花园，一个流弹打进花园，打在我的儿子肚子上面，穿了五个洞，运气好，我们住的地方附近有一个美国的空军医院，我们一个朋友跟空军医院有联系，很快到空军医院去抢救，开肚子把子弹拿出来。肠子上面一个个洞，救了一条命。小毛病他们不收，大毛病他们可以收，没有他们帮忙，这孩子也活不了。小平好了以后，我们请医护人员吃一餐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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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长江有一个地方叫南溪，我有一个朋友在那里管一个小仓库，这仓库属于农本局系统的。他告诉我，他那个地方不会来轰炸的，有他可以照顾我的家，当时我一家还有我姐姐一家，她家有四个孩子，我家有我母亲、两个孩子，长江的船往来方便，到那边已经吃晚饭了。吃完饭，人都累得很，睡觉了。第二天早上醒过来，我们家被强盗抢了，我们都不知道，他们用迷魂药把我们都迷糊住了。我们的一些箱子都在屋顶打开了，强盗弄错了，以为我们是上海来的，一定很有钱，不知我们是逃难的，不可能带有值钱东西，假如带了，连命都没有了，一路都有强盗的。第二天，当地的警察在路上、屋顶上都找到我们的箱子。这一来，就麻烦了，不敢再住在南溪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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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我主要在农本局工作，常常要出门，东走西走，因为管的区域很大。有一次，我从外面回来，家里被轰炸得一点痕迹都没有了，家里的东西都放在防空洞，炸得没有了，只剩下一双下雨时穿的橡皮靴子，别的东西都烂了。每天都有东西被毁灭的可能性。家里人没有了，要找。那时候像我们这样的家庭在重庆都有两个家，为了躲避轰炸。我们家运气好，碰得很巧，轰炸城里，我们住在歌乐山，轰炸歌乐山，我们住城里。这都是死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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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搬家到宜宾，因为宜宾我们有办事处。我们带去的保姆当中一个老保姆生病死了，这给我们一个很大打击。四川的医疗条件比较差，老保姆管我们的家，她一死发生困难了。这是一个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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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重庆时，需要看什么书，还是有办法。今天回想起来，重庆在打仗时精神状态非常好。打仗时那么镇定，不容易，现在的报道稍为讲一点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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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当中真正是死里逃生，经过了抗日战争的困难，“文化大革命”无所谓了。家里的财产无所谓，这样思想对我们大有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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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沈从文在昆明，跟他通信很困难。他们受到的困难比我们小，因为重庆是一个重点，昆明不是重点，他们比较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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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左倾”幼稚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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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老伴在成都，丁聪也在成都，经常到我们家来，跟我们家很好。丁聪很喜欢我的孩子，所以闹了一个笑话，我们很喜欢丁聪，我在家里说：“丁聪有‘左倾’幼稚病。”我的儿子去告密，说：“我爸爸说你有‘左倾’幼稚病。”后来隔了几十年，我的儿子说：“爸爸当年的‘左倾’幼稚病不比丁聪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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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祖光也是常州人，在重庆时我们两家人曾经一度合住一个大房子。吕恩跟吴祖光结婚，后来离婚。吕恩之前和张允和的弟弟张定和结过婚，那时候年轻，吵架，张定和的脾气也不好，吵架以后离婚，生一个孩子，叫张以达，非常好，是有名的作曲家。张以达有一个女儿，钢琴弹得好得不得了，现在到美国去了。两个人离婚以后，吕恩和我们还是照样往来，跟张允和关系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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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恩结过三次婚，先嫁给张定和，离婚后嫁给吴祖光，第三个丈夫是飞行员胡业祥，是胡蝶的堂弟。胡业祥在美国学的是空军，跟飞虎队在一起打日本，后来日本人打败，国共打仗，国民党打败了，他们是国民党的起义飞行员。1949年后不能做飞行员了，就在体育委员会工作，人挺好的，知识水平也很高。以前他住得很近，常来往。吕恩和胡业祥有一个儿子是美籍华人，常在美国，最近到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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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日本没有学到什么东西，就是学日语，本来想学经济学的。现在回想，那时候真是糊涂，盲目地冲动。为什么“左倾”？爱国嘛，反对帝国主义，思想就“左倾”了。这是一个时代思潮，影响很大。这个时代思潮值得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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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我们青年一代的确有“左倾”幼稚病。“左倾”幼稚病帮了共产党很大的忙。没有“左倾”幼稚病，我不会从美国回来。而且回来的人不是一个两个，很多人回来，有的人回来后倒霉得不得了，我还算幸运的。我认识一个人最倒霉了，他在美国做联合国的医生，待遇很高，一定要到中国来工作。联合国的秘书长几次请他重新考虑，他一定要回来，回来以后成了“右派”，进监牢，死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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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初有这么一股风，在美国当然生活好一点，钱多一点，可是许多人不在乎这些东西，希望能为中国做一些事情。生活苦一点，无所谓。真正不能想象：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那么喜欢到美国去。现在我的亲戚都说“你那时候干吗回来？”他们完全不了解历史的变化。因为我们经历过抗日战争，所以对祖国感情特别深。抗日战争促进了中国人的团结，振兴中华变成了大家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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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对共产主义不了解，我一进大学图书馆，就借了一本英文的《资本论》，看不懂，不是英文看不懂，是内容看不懂。马克思死的时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三十一年，那是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的前一半，后一半他没有看到。他的《资本论》所讲的都是想象、推理。人类社会有阶级不是他发明的，一早就有人发明了，可是他把阶级绝对化，不是你死，就是我活。现在明白，社会不能没有阶级，今天的阶级比从前更厉害，阶级是以合作为主，以斗争为辅，有阶级必然有斗争，可是合作才能发展，不然饭都没有得吃。阶级斗争是存在的，可不是你杀我，我杀你。劳动人民联合起来，要求罢工，这就是阶级斗争，增加工资以后就赶快工作，经济就发展上去了。所有按照计划经济建设的国家都是穷得一塌糊涂。苏联自己搞垮了，朝鲜、古巴，没有一个搞好。我在美国、日本看到没有工人的工厂，大吃一惊。这一点邓小平是明白的，所以要搞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就是脱离了阶级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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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美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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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1949年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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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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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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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回来，去的时候没有飞机，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回来就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仍旧任新华银行秘书长，这是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国民党的时候，这是一个私营的银行，群众买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国民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我回上海以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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