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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美国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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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不会体会我们当时的感受。中国1949年后,在国外的知识分子大批归来。我们都认为中国有希望了,中国的建设等着我们。学经济那么多年,我想中国当时最缺乏的也是经济建设,于是立志回国搞经济。甚至还有很多人都克服国外的千般“劝阻”,回到祖国。至于后来的“文化大革命”,谁也不会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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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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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回国以后我在银行界的待遇很高,是高级职员。在收入上,我在美国和中国相差不是很多。当时中国的薪金制度与现在不同,薪金跟工资不同,薪金是中产阶级的待遇,工资是工人阶级的待遇。薪金是对脑力劳动的,工资是对体力劳动的,之间往往差五倍、十倍、二十倍。我的薪金也比最高工资高很多。但是如果我在美国做生意,也可能发财。当时,二战结束后,美国经济突飞猛进,很多地方都蕴含着发财的机会,找工作很容易,做很多生意都可以发财。我的许多同学、朋友都是这样发财的。共产党长期骂帝国主义,骂帝国主义最坏的地方就是华尔街,而我任职的公司就在华尔街。现在中国人想要去美国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也是经济原因,他们的待遇比国内往往高很多倍。但是,当时美国并不是比国内高很多。所以,回国的经济问题并不是很大。加上帮助国家建设经济的梦想也能实现,也可以照顾母亲,所以就决定回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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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回来,去的时候没有飞机,回来的时候坐飞机。回来就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任教。仍旧任新华银行秘书长,这是一个公私合营银行,国民党的时候,这是一个私营的银行,群众买股票,有三分之一的股票是国民党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我回上海以后,可以说是非常顺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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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上海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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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后,我了解到中国在第二次世界战争被日本破坏得很厉害。国家的经济、私人的经济要发展,银行是发展经济的关键。回来的目的还不是教书,我的一种幻想是帮助国家、帮助银行搞经济建设。我在复旦大学教书,兼新华银行秘书长,那个时候人民银行在上海有区行,我兼第二业务处处长,第二业务处对私人的,第一业务处是对国营的。我兼三个事情,所以忙得很,的确能够发挥长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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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陈毅市长非常开明,他跟人开会善于听意见,改革。可以说,从1949年到1959年这十年当中,已经搞“反右”运动了,牵涉面不是挺广,打击五十五万知识分子当然是一个大事情,但是从整个国家来讲,影响还不是挺大。但是我已经看到许多不合理的事情,虽然看到了,一点没有失望,以为这种不合理的事情很快会纠正。后来一件事情叫做“教育的速成”,说中国要建设,需要人才,大学四年五年太长了,把大学缩为三年。人家问我速成好不好,我说,需要一批速成的人,不能所有的人速成。有的事情当时以为是好事情,后来才知道是坏事情,我是从国外回来的,我的工资按照共产党解放后的规定给的,对我没有问题。原本银行里面老的职员要进行工资改革,目的是把薪金改为工资。我当时在复旦大学教书,又兼银行工作,当时说上海的工资全国最高,拿银行来讲,工资大量减低,一百块钱去掉八十块,只有二十块。今天宣布工资改革,明天上班,人见人都不点头了,一下子中产阶级的生活降到无产阶级,理论就是建设无产阶级的国家,资产阶级要取消掉。另外的理论认为,这个钱省下来,国家可以搞建设,当时觉得还是有道理。可是当时在上海就开了一个国际性的会议,外国人就提出不同意见,认为这样对社会发展很不好,当时我对这个问题还是顺着政府的政策来讲话,可是我没有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后来才知道这个政策很糟糕的。这个政策糟糕恐怕到今天很多人还不了解,今天还是没有中产阶级的薪金,高工资只是少数人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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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美国回到上海,我本来想休息一段时间,可是他们很快让我到复旦大学去上课,我在复旦大学经济研究所讲经济学,能把具体的经济问题结合起来,很受欢迎。一些教授没有实践的经验,我有实践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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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院系调整,把十四个大学的经济系合并到上海财政经济学院,我从复旦大学调去,我当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研究处很大,下面单是翻译部门就有三个,一个英文,一个日文,一个俄文。因为我的学生俄文非常好,就发生一个事情。当时要我们用苏联教科书,这些教授十个有九个都是美国回来的,这件事情比较困难。苏联的经济统计课说,经济统计是有阶级性的。我没有办法帮他们解决这个问题,不能用英美的课本,也不能用中国自己的课本,我说:“你们不要着急,我们再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不久,我拿到苏联新的百科全书。什么是经济统计的阶级性?抽样调查,生产一百个,抽几个来检查,按照苏联和解放初期的规定,不可以查的,抽样调查就是不相信工人,不相信无产阶级,无产阶级是国家的主人,而在无产阶级国家里,工人是有最高的觉悟水平,不会做出坏东西来。我去查苏联的俄文大百科全书当中的“抽样调查”,一看,好极了,新版的统计这一章,开头就说,抽样调查是一种科学方法。我就叫在俄文翻译组的学生连夜翻译出来,油印了多少份,发给同事和其他财经学院的教师,他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为这一条就否定了经济统计具有阶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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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我们国家还相信苏联是先进的,有时候教科书就遇到一些困难。中国向苏联一边倒,就是看到苏联一些不对的东西也不敢讲。中国对苏联的失望恐怕是在“文化大革命”当中,“文化大革命”使中国人民对党失望,同时对苏联也失望。所以,毛泽东去世,邓小平改了,不跟苏联走了,自己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引进外资,这跟马克思主义是矛盾的,这一点应当说,邓小平看到了改变。我们虽然了解,可是我们不敢说,因为我们是美国来的,就是“资产阶级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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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那时候精力充沛,在大学教书,在银行界工作,还跟几个有名的经济学家在上海办一个刊物,叫《经济周报》,我每个星期都要写文章。那时候真正想为国家做点事情。《经济周报》办到1955年,我离开上海了,就停办了,后来私人不能办刊物了。《经济周报》中有吴大琨,他后来到北京,是人民大学的教授。《经济周报》在解放前就有了,我在美国的时候已经办了,吴大琨原来也在美国。《经济周报》解放后最重要的人是许涤新。许涤新跟我关系很好,解放前他办一个杂志,他是秘密的共产党员,他争取我,我就给他的杂志写文章,那时候还不知道是共产党的杂志。抗日战争时,毛泽东带着周总理到重庆,我也在重庆,毛泽东待了几天,周总理就留了很长时间,经常召集所谓的民主人士开会讨论问题,我跟周总理很熟,许涤新是周总理的秘书,重庆开会都是他联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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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生活很好,我又是大学教授,又是新华银行秘书长,又兼职人民银行华东区行,拿三份工资,工作很顺利。张允和在光华实验中学教书,在上海是最好的中学,她教中国历史。我们在苏州还有一个家,我母亲不喜欢住上海,小孩子觉得住上海也没有苏州好。苏州的环境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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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党外专家,后来“反右”以后就变成“狗屁”了。幸亏我到北京来了,否则在上海就是“大右派”。上海的大变化我看到一点点,就是“三反”“五反”,“三反”“五反”是整大资本家。大银行家从楼上跳下来自杀,天天有好多人自杀。可是整个来讲,还是很好的,至少我碰到的还是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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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美国主要是学经济学。虽然有些东西跟苏联矛盾,但是国际贸易方面还是要用的,国际贸易还是要用国际的习惯。当时有两个市场,一个是资本主义市场,用货币交换;一个是社会主义市场,用实物交换。货币交换那一套当然有用。今天国际贸易当然是一个大事情,还是有用处。可是经济建设方面用不上,我们学的一套跟苏联不一样。银行的技术也不对,苏联的银行技术是非常落后的。解放后没有银行,只有账房。银行有一套很完整的制度,几千万被人家骗走,在正规的银行不可能的,说明今天我们的银行还没有上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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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始终对经济建设没有完全失望。1955年,我来开文字改革会议,开完改行留在北京,那是意料之外。不过既然是来了,我就要改变。我认为语言学方面还是要更新,因为整个中国要变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每个方面都要更新,经济方面当然是最主要的,语文方面当然也很重要,但是不如经济这么规模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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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我来到北京以后,经济跟语文不能兼顾的,这是偶然的,就把经济放开。我觉得任何一件事,只要搞出成绩来,对国家有贡献,就好。同时,意外的就是“反右”,我这个人有的时候反应不敏感,我就知道“反右”是一个大运动,但是那么残酷,我没有想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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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经济研究所所长沈志远自杀了。因为当时上海是经济中心,经济研究所是当时全国研究所中最有地位的。沈志远是莫斯科大学毕业的,1949年前出过一本《新经济学》,实际上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他在国共斗争时,可以用密码和毛泽东通电报的。一个重要人物,结果,他自杀了,隔了几年我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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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个很好的学生叫王世璋,也自杀了,我当时也是不知道。在抗日战争,重庆被轰炸得很厉害,城里不能住家,要住在南岸的一个小平地。下班要坐滑竿到江边,再坐船回家。那时候,日本飞机投下一个炸弹离我不远,我就从滑竿里掉在了泥土里。人都糊涂了,惊恐加震动,我以为自己肯定受了重伤,但是发现自己没有什么大碍,而旁边的一个人却被炸死了。还有一次,我到重庆郊区办事,等到晚上回来以后发现办公室都被炸光了,同事不知道去了何处。回家以后,家里也被炸光,家人也不知道去了何处。抗日战争,天天都有生命的危险。而后来,更是逃过了“反右”运动。上海的朋友就说,他们受罪的时候,我在北京做研究工作。一生中逃过了两次劫难,所以,他们说我“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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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党当权,对中国的生活完全改变了。不过我认为,1949年到1959年建设不少,虽然有“反右”,破坏不是挺大,工作还是有成就,比如能搞汉语拼音就是建设。可是1960年开始就是三年灾害了,人民公社化,就死人了,一直到1980年,这二十年就不行,完全是破坏。等到1980年,邓小平复出,搞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中国改革政策比苏联早,苏联改不过来,因为陷得太深了,结果自己垮台了。历史还是有其客观的规律,人的本事没有历史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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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右”,在上海以经济学界作为重点,可是对语文学界压力不是很大。文字改革对国家生活、文化生活影响很大,可是不能夸大。它毕竟是一部分,文字改革不是共产党搞出来的,文字改革是清朝末年就搞了,可是一步一步来。国语运动开头很难推广,有一个北京农民送儿子到城里来读书,进了大学,回去他讲普通话,父亲就骂他:“你读书读了半年,把祖宗的话都忘掉了。”普通话的推广很困难,方言的影响太大,现在很少人反对普通话。汉字简化,清朝末年就提出要简化,蒋介石是非常积极搞简化的,在南京提出简化,是蒋介石同意的,结果不行。到了台湾,蒋介石两次提出简化,也是不成功。现在台湾说简化字是共产党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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