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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干校回来,很有趣味,把高级知识分子都集合到国务院训话,说:你们这些人都是“社会的渣滓”,没有用处的。我们是人道主义,所以给你们吃一口饭,都回去吧,不要乱说乱动。没有工作,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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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文化大革命”当中的工资扣掉了大部分,我最少的时候只有三十五块钱一个月,付房租都不够,就借钱来过日子。回来以后,很优待,扣的钱还给我们,用这个钱把债还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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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从文一家是文学系统,他自杀是觉得恐慌。“文化大革命”时好多文学家自杀了,像老舍。后来沈从文到了故宫当解说员,不算文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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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跟教育家林汉达一同看守高粱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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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宁夏平罗的“五七干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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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宁夏平罗的远郊区,“五七干校”种了一大片高粱,快到收割的时候了。林汉达先生(当时71岁)和我(当时65岁)两人一同躺在土岗子上,看守高粱。躺着,这是“犯法”的。我们奉命:要不断走着看守,眼观两方,不让人来偷;不得站立不动,不得坐下,更不得躺下;要一人在北,一人在南,分头巡视,不得二人聚在一起。我们一连看守了三天,一眼望到十几里路以外,没有人家,没有人的影儿,没有人来偷,也没有人来看守我们这两个看守的老头儿。我们在第四天就放胆躺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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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仰望长空,思考语文大众化的问题。他喃喃自语:“揠苗助长”要改“拔苗助长”,“揠”(yà)字大众不认得。“惩前毖后”不好办,如果改说“以前错了,以后小心”,就不是四言成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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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了一会儿,他问我:“未亡人”“遗孀”“寡妇”,哪一种说法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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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人物的寡妇叫遗孀,小人物的遗孀叫寡妇。”我开玩笑地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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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忽然大笑起来!为什么大笑?他想起了一个故事。有一次他问一位扫盲学员:什么叫“遗孀”?学员说:是一种雪花膏——白玉霜、蝶霜、遗孀……林先生问:这个“孀”字为什么有“女”字旁?学员说:女人用的东西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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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先生补充说:普通词典里没有“遗孀”这个词儿,可是报纸上偏要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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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查过词典了吗?”我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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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过,好几种词典都没有。”他肯定地告诉我。——他提倡语文大众化的认真态度,叫人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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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二、哲理和笑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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哪一天,天上没有云,地面没有风,宇宙之间似乎只有他和我。他断断续续地谈了许多有哲理的笑话。什么“宗教,有多神教,有一神教,有无神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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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之成为右派也无疑矣!”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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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后转,右就变成左了。”他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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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得起劲,我们坐了起来。我们二人同意,语文大众化要“三化”:通俗化、口语化、规范化。他说通俗化是叫人容易看懂。从前有一部外国电影,译名“风流寡妇”。如果改译“风流遗孀”,观众可能要减少一半。口语化就是要能“上口”,朗读出来是活的语言。人们常写,“他来时我已去了”。很通俗。但是不“上口”。高声念一遍,就会发现,应当改为“他来的时候,我已经去了”。规范化是要合乎语法、修辞和用词习惯。“你先走”不说“你行先”(广东话)。“感谢他的关照”不说“感谢他够哥儿们的”(北京土话,流气)。“祝你万寿无疆”,不说“祝你永垂不朽”!林先生进一步说:“三化”是外表,还要在内容上有三性:知识性、进步性、启发性。我们谈话声音越来越响,好像对着一万株高粱在讲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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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落到树梢了。我们站起来,走回去,有十来里路远。林先生边走边说;教育,不只是把现成的知识传授给青年一代,更重要的是启发青年,独立思考,立志把社会推向更进步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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