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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30年代,中国成人识字人口不足10%。这一时期,中国的青年知识分子逐渐有了更多留学西方的经历,他们对欧美国家先进的教育体制,尤其是成人教育的普及印象至深,并开始在中国仿效并积极倡导成人教育。其中19世纪丹麦著名教育家格隆维(N. F. S. Grundtivg)等人的平民教育实践,是中国知识分子争相仿效的一种民间办学方式。周有光的老师孟宪承还特意请周有光翻译了格隆维的著作《农村教育》。很多知识分子认为启蒙教育是中国最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周有光深信格隆维的理论及实践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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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隆维他有一套农村大众教育的理论和实践,当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他在农村里面推广教育,根据农民实际情况来办教育,让农民在有空的时候充分利用时间来学习。学习的主要不是技术,而是常识,常识当中最重要的是历史,要学习丹麦历史、欧洲的历史、人类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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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他有了语文知识,有了基本的文化知识特别是历史知识,他就会为了社会,为了自己的国家,为了人类来做出有益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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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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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毕业于圣约翰大学,先后在美国和英国攻读、研究教育学的孟宪承,是20世纪30年代前后知识分子中最有号召力和实践精神的人物之一。周有光对孟宪承十分敬仰:工作一年后他就决定离开光华大学,追随孟宪承去无锡开办民众教育学院。不久他们又转至杭州浙江省立民众教育实验学校,他们把成人教育的社会功用推及“再造国民”、革新社会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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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充分理解孟宪承的教育实践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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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宪承觉得要使中国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当中一件重要的事情就是群众教育,而最大的群众在农村。诸如此类,这种启蒙的思想、启蒙的教育工作使我感到非常有意义……由于他的引导,我慢慢地明白了许多事情,这一个时候可以说是我大学毕业以后做教育工作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不仅是教书并且做一些教育的研究工作,是抱着一种理想来做的,跟盲目地做就不一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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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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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妇女慰问参加“一·二八”淞沪抗战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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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毕业后最初几年,周有光的工作特点使他频繁往来于江浙沪之间。1932年上海发生“一·二八”事变(右图及下图),战火影响了交通,张允和去杭州之江大学借读(下图),与正在杭州工作的周有光有了更多的接触机会。周有光说:“杭州地方比较小,又方便,附近又好,我们周末到西湖玩,西湖是最适合谈恋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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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9日凌晨,日军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3小时后,有准备的日军步兵冲进北大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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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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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允和曾在之江大学短暂求学,图为校园内的老教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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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之江大学同怀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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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的之江大学慎思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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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迅速升温的感情生活,在张允和心目中很是浪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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