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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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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生活很优裕，周有光经常可以和张允和一起旅行（参见图5-4，5-5），但这段看似很轻松的生活并没有持续很久。1948年，中国共产党最终取得政权已经只是时间问题；即使在西方，共产主义国家的实验也让很多知识分子为之着迷。滞留在美国的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对未来满怀憧憬，老舍就是其中之一。当时活跃在周有光身边的中国人，几乎都是共产党员。他们豪情满怀，望眼欲穿，认为中国将走上真正民主的道路，马克思主义则是拯救中国的思想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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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1948年4月，周有光与张允和在意大利庞贝古城（摄自张寰和家庭相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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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1948年，周有光、张允和在意大利庞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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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经历将成为一颗被深埋的精神火种，某种程度上削弱了周有光思想上的“左”倾：他在先进国家看到的不仅是实用的知识，也包括宪政思想和民主信念。但是，对于国家治理中的政权性质问题，周有光好像并没有过多关注。然而，他也有政治立场的选择，在后来发表的回忆录中，周有光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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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不仅中国处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欧洲也是非常明显地处于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没有一个人能够不考虑政治问题，甚至说没有一个人不能不考虑自己应该站在政治的哪一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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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年如水——周有光百年口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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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在去英国旅行的途中，经反复思考，他决定不再返回美国，而是尽快回国。后来，周有光称这一举动既考虑到母亲无法来美国居住，也考虑到自己的专长在中国用处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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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回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我认为中国解放了，有希望了，大家都希望回来为国家做点事情，这是当时青年的一种思潮。很多人回来，不是一个两个，而且抱一种理想的人才回来，没有理想的人不一定回来。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的母亲在中国，不肯去美国，我不愿意与母亲长期分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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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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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国之前，他与张允和游历了欧洲。旅程中，他与张允和更多耳闻目睹的，是海外中国人在浓重的想象色彩中对中国未来的描绘。周有光同时也留意到马克思主义在欧洲的现实。在马克思主义的发源地之一英国，它似乎正在经历某种“退潮”。他还注意到，威廉·贝弗里奇爵士沿着“费边社”道路提出的“从摇篮到坟墓”的福利社会主义方兴未艾。此时，解放战争已进入尾声，一个从未有过的中国将在东方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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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有光与张允和从伦敦经香港回国。在香港，周有光与前来避险的家人团聚，继续为新华银行（参见图5-6）处理业务，等待彻底的回归。1949年5月27日，上海解放。6月3日，周有光一家从香港乘坐“盛京轮”重返上海。在周有光的影响下，他的五姐周心闲也放弃了在香港的工作，带着她的三个儿女回到上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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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上海江西路老照片，江西中路255号为新华银行旧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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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复旦大学老校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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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初期，周有光的身份有点儿特殊：既在新华银行工作，又是刚刚成立的人民银行（下图）华东区私营业务处第一副处长，还在复旦大学经济学研究所讲授经济学（上图）。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院系调整时上海财经学院（下图）成立，周有光被调去当了教授，同时兼研究处主任。新中国成立初期，他和其他人都受到了很好的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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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滩中山东一路24号原为中国人民银行华东区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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