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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后期的人民教育出版社占据了这所著名的大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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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张允和的家庭背景，使她在“三反”“五反”运动中成为受怀疑目标，遭到冲击。尽管后来事情不了了之，张允和却因此病倒。返回上海养病之后，她对这样的工作环境深深感到畏惧。周有光很理解她，不再让她上班。张允和说：“我这才安心做了46年标准的家庭妇女，没再拿国家一分钱工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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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三反”“五反”斗争后，正常的教学和研究已不再可能，周有光完全放弃了经济学研究，专注于文字改革和语文现代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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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1月起就与周有光在新华银行共事并得到周有光很多帮助的前交通银行北京分行副行长李富亭，在2005年给周晓平的信中写道：“1949年8月，上海新华银行工会《会讯》刊登有光先生的文章《新华的新任务》。文章祝贺新华获得了新的生命……应当担当起新时代所给予她的作为公私合营之间桥梁的新任务。岂料，仅仅三年过后新的生命就夭折了，新的桥梁就被拆、掉落。我想，这不该是有光先生改行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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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在北京春天特有的大风沙席卷下，周有光住进了沙滩后街55号的“文改会”宿舍，一住竟是二十多年。（参见图5-7，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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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沙滩后街55号公主府大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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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沙滩后街55号小院是周有光来北京后最早居住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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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汉语拼音方案》具体方案的制订者之一，周有光提出了“三原则”和“三不是”。“三原则”是“拉丁化、音素化和口语化”。其中，拉丁化决定了拼音符号的基本形式，音素化能够保证做到拼写所有音节，口语化则将普通话作为拼音方案设计的基础。关于“三不是”，他强调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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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不是“汉字”拼音方案，而是“汉语”拼音方案；（2）不是方言拼音方案，而是普通话拼音方案；（3）不是文言拼音方案，而是白话拼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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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人生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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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拼音方案》的成功某种程度上也是历史的必然。方案的制订者在无数前人的实践中获得了许多宝贵启示，在最终确定方案原则时，他们获得了超过5000个建议和提案，慎重比较各种不同方案和设想，权衡利弊得失。最重要的是，这些制订者不仅熟悉汉语读音规律，而且通晓英语及拉丁字母的运用规则，这对方案的最终成功至关重要。这一时期周有光的主要领导是吴玉章、胡愈之。倪海曙、叶籁士、陆志韦、杜松寿等都是他的同事和合作者，他们在文字改革方面有长期共识，都发表过许多推进文字改革的文章。这为方案的最终成功提供了效率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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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2月11日，《汉语拼音方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获得批准。这是新中国为语文现代化事业作出的伟大贡献。（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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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吴玉章在四川自贡市检查孩子们学习拼音字母的情况，鼓励他们好好掌握这个识字的工具 ∷1957年法国人镜头下的影像：小孩一旦识字，就到街上花几分钱租本小人书来看。这些连环画大部分是革命英雄的故事，偶然会有些童话、民俗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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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汉语拼音的成功齐头并进的，是“大跃进”时期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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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20世纪60年代初期，周有光已经完成他在语言文字学方面的一些重要工作，《汉字改革概论》等一系列重要作品已经面世，《字母的故事》正在发展出更宏大的理论架构。同时，作为大学外的专家，他在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讲授过汉字改革的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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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与周有光交往最多也最投缘的是倪海曙。倪海曙在民国时期曾大力推行北方话拉丁化新文字——简称“北拉”。1949年后，他们相处的时间更多：两人同在上海复旦大学授课，一起编辑《语文知识》杂志；差不多前后调往北京；很早就各自发表了语言文字改革方面的重要作品。两个人有许多共同点和互补性：周有光侧重思考和研究语言变化的历史沿革，倪海曙善于进行文字改革实践上的可行性研究和“文改”资料的编辑和出版。1955年以后，周有光和倪海曙都是全国政协委员，相互间保持着持久的信任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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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北京已是全国政治文化中心，张家众多姐弟中的三妹张兆和与三弟张定和、小弟张宁和先后定居北京。（参见图5-9，5-10）张允和爱好丰富，且好客、善交，家里经常高朋满座。与周家往来最密切的是沈从文夫妇，沈从文与周有光是一对相互敬重、性格相异的连襟：周有光调侃“沈从文从没有去过法国，但写的小说比法国人还法国”；沈从文称周有光为“周百科”，部分原因是周有光对百科知识的偏好。不过，周有光夫妇的家庭生活十分充实，这与周有光对差异的包容度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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