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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6月，周有光与张森根谈起了“林彪事件”后他在宁夏“五七”干校经历的“大雁粪雨”的故事，他娓娓道来，笑得像孩子一样。周有光得意地对张森根说：当年的大雁集体大便，成了干校战士“幸福的及时雨”，林彪死了，我们全体都奉命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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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以后在对周有光晚年作品充分研读后，中国社会科学院张森根（上图）于本世纪初编辑、出版了周有光晚期最重要的代表作《朝闻道集》。张森根发表文章指出：周有光在思想启蒙方面的一些主要贡献，可以归纳为“三论”，即科学的一元性、“双文化论”和关于社会发展阶段的“三分法”。简单而言，科学的一元性是指周有光所说的，科学是世界性的、一元性的，没有东方、西方之分；“双文化论”是指目前各个国家都生活在地区传统文化和国际现代文化并存的双文化时代；文化流动不是忽东忽西，轮流坐庄，而是由高处流向低处，落后追赶先进。“三分法”提出，人类文化的发展步骤主要有三个方面：经济方面从农业化到工业化到信息化；政治方面从神权统治到君权统治到民权统治，就是从专制到民主；文化方面从神学思维到玄学思维到科学思维。发展有先后，殊途而同归。世界各国都在这同一条历史跑道上竞走，中国不是例外。张森根认为：“周有光对世情和国情看得最透，他对中国需要走什么道路、需要采用怎样的制度文明和理论框架，了如指掌，最为自信；他对祖国的未来从来没有丝毫迷惘迟疑的观点，他是永远的乐天派。他十分阳光，又十分温文敦厚。他一身骨气，又有灵气。他一生清寂自守，燃烧自己，把全身的‘正能量’无保留地贡献于社会。他看问题、处理事情从不带情绪，他是一位百分之百的理性主义者。”（引自张森根所作《周有光文集》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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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光中曾经自费去探访周有光生活过的绝大多数城市，并为晚年周有光拍下了最著名的一些照片。2010年6月13日，陈光中向周有光核实一些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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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陈光中（上图）长期追踪周有光的足迹，采写和拍摄了大量已被广泛传播的有关周有光的作品和照片；他自费考察了周有光生活过的主要城市，搜集了许多宝贵的资料；澄清了一些周有光经历中的谜团，最终写出长篇传记《走读周有光》。它力求在追寻周有光百年人生轨迹的过程中，把一个人和一个家庭的命运投射在历史与社会的大背景下，探求一个中国知识分子思想演化的脉络。在对周有光作出评价时，有人说“周有光说的没什么新鲜东西，只是老生常谈而已”。陈光中认为，已过期颐之年的周有光，确是“老生”；他善于用寻常的语言阐明貌似寻常的道理，确是“常谈”。但在“说真话、不说假话”的基础上，周有光坚持讲事实，讲常识，讲逻辑；他提供给人们的，是一种认识世界的正确方式。周有光一直很喜爱陈光中为张允和所画的那幅素描，称其有蒙娜丽莎式的微笑。他对陈光中说：“张允和在天之灵会感谢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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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诚曾长时间访问周有光，对周有光有独到的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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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对周有光进行了长期深入研究的学者赵诚（上图）说：“周有光对中国百年的历史是一个活的见证，他的诚实、智慧和学贯中西的学识……他的所思所悟，是中国最应珍视宝贵的经验，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他对周有光的一生有细致、全面、透彻的理解和表述，他已经发表的关于周有光的研究及评论，被周晓平认为是“对父亲一生最全面和深切的理解和把握”（引自赵诚新浪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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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者丁东（参见图9-6）说：“周有光年轻时参与过‘七君子’的救亡活动，到晚年一直保持着现代公民的社会关怀和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他前半生从事经济学研究和国际金融实务，中年以后转攻语言文字学，从比较文字学入手考察了人类诸文明的源流和兴衰。他去过许多国家讲学、交流，古今中外都在他的视野之中，这样宽广的知识背景，这样悠长的人生阅历，确实无人能够和他相比。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知识结构，比晚他一辈到两辈的知识分子更新，更具时代感。”（引自2015年丁东在周有光庆生会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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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著名学者丁东认为，周有光具有知识分子应有的批判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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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美国但一直关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余英时（参见图9-7），与同在美国任教的张充和是亲密好友。他了解周有光近年的工作，对周有光的评价非常之恳切：“有光先生受到了最完整的从传统到现代的过渡教育。他在常州中学一方面获得扎实的中国古典训练，另一方面又直接读英文本的世界史和自然科学，两年圣约翰大学则使他受到西方自由教育的熏陶，学会了自学，学会了独立思考。早在大学时代，他已建立了一个坚固的信念，致力于中国的现代化。”周有光先生“在中学时代接受了‘五四’的洗礼，完全认同民主和科学，但他是追求‘现代’而不鄙弃‘传统’”，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引自余英时为《周有光百岁口述》所作序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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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7∷著名学者余英时说，周有光是真正从传统成功过渡到现代的知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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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卓著的学者许倬云（参见图9-8）在周有光109岁生日时给予的评价是“坚固正直，好是懿德，博厚高明，俾驻大年”（引自2014年庆祝周有光109岁生日时许倬云的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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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出生于无锡的许倬云教授也是周有光晚年结识的好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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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著名学者、研究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专家许纪霖（参见图9-9）在2016年庆祝周有光生日时说：“我想他首先是一个民族主义者，但不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者，不像今天一讲到所谓的‘民族主义者’总是和封闭、排外、独大、‘脑残’联系在一起。像周老这样的一代民族主义者、爱国主义者，实际上和1919年五四运动的这批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我把他们称为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爱国主义者。他们心目当中的国，是走向世界和文明的国，而不是一个自我封闭的、与世界隔绝的国。周老和他所代表的那一代人，实际上就是‘五四之子’，‘五四’精神所熏陶培养出的这一代人。这一点周老一百多年过去没有变化，他既是一个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世界主义者。”（引自许纪霖2016年为周有光生日所写贺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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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9∷历史学家许纪霖非常赞赏周有光的“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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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评论家、新闻传播学教授沈敏特（参见图9-10）说过：“如果研究和传播鲁迅的文化精神已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一个专门的文化项目，那么周有光先生的文化成果则完全具备同等的资质。当然，由于他们所处的时代不同，面对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具体问题不同，周有光与鲁迅作为他们所处时代的启蒙的代表人物，两者又有各自的不可替代性：鲁迅的文化精神没有过时，具有很高的借鉴的价值；而周有光则和我们同处一个时代，怎样观察，怎样解析，怎样选择，他所提供的启示更直接、更现实，他和我们同行在寻找改革开放根本规律的洪流之中。”沈敏特还写道：“我们不能不悲哀地看到这两位周先生有一个共同的命运，即面对着巨大的文化落差：一方面，他们的思想深刻性、科学性、系统性，已达到无愧为杰出的启蒙思想家的境界，另一方面，他们远没能看到中国现代思想启蒙任务的初步完成。”（引自沈敏特新浪博客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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