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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 价 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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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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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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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幸生于1976年，回首自己的成长岁月，正亲历中国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全球化浪潮的冲击，高科技设备的涌现，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梁启超在20世纪之初断言近世史为“世界之中国”，在近三十多年得到了惊心动魄的印证。中国一步步地开放，已融入世界浩浩荡荡的潮流。历史并没有终结，而是出现了无数让东西方都感到棘手的新问题。中国正走向现代化，随之而来的仿佛是后现代的迷思。天下巨变，谁与共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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翻开国史长卷，1976年确是重要的一页，此后的中国正用巨笔书写全新篇章。当老一辈掸去历史的灰尘，试图找回政治运动中荒废的青春，新一辈正如饥似渴地汲取现代文明的甘泉，希望接过五四时代民主科学的火炬。在思想碰撞中，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被一次次地探讨，知识人的眼光不只投向中国的历史与现实，也远瞻世界的经验与变革。在文化交流中，让人常兴“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之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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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前，我发愿在华文世界遍访心仪的知识人，有时感觉就像和时间在赛跑，遥望前辈渐行渐远的背影，我更觉义不容辞。近年我则将眼光更多地投注于1976年后成就的一代。身处大变局中，我常感迷惘，甚至为世间不平事而感到痛苦和无助。尽管我对未来充满乐观，但对现实的种种迷思，使我不停地向学有所成的知识人请教，希望在多元的答卷中找到无限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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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夏天，友人带我到台北紫藤庐，指点一联：“岂有文章觉天下，忍将功业苦苍生。”我至今未解其中味，但心灵上有一股莫名的震撼。天下如此变幻，苍生如此奔波，我依然不甘心地提起笔来，但愿能寻得醒世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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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序于悠然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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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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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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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葛兆光 重新思考“世界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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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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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生于上海。在贵州初中毕业以后，曾经在苗族山区插队。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7年起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禅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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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葛兆光先生的办公室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两幅字，一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的贺诗“文史英才聚一堂，国魂未远重召唤”，另一幅则录1978年故国之行的旧作送给戴燕、葛兆光夫妇：“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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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读书太勤，用眼过度，如今葛兆光的左眼近乎失明，看书主要靠右眼。葛兆光自认读书是一个“野狐禅”：到处乱读，知识很杂。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基本上都是摘资料，没有私密性的东西。他分析同代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有所谓“两支笔”：一支写学术著作，一支写公共评论。他也写了不少书评，“中国的特点是书评往往借题发挥，其实是在表达社会、政治关怀。比如我写陈寅恪的那篇文章看起来是书评，实际上是在借陈寅恪说事”。而他感慨现在的大学制度慢慢催生一批趋向于专业而不关怀社会的人，“既是专业知识分子，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才是他心中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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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天，在贵州边远小城的葛兆光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风驰电掣地跑回家，和父母一起拆看，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母亲，竟失态大笑。这一年，葛兆光已经二十八岁。此前的十年里，他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不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农药厂熬肥皂。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改变了葛兆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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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葛兆光先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考证古典文献，然后致力研究禅宗、道教与中国文化，后结集成《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二书。在此基础上，葛兆光又费了近十年之功，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两卷。21世纪初，葛兆光将眼光投向“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等大问题，在2011年出版了《宅兹中国》一书。他说：“我这三十年，前十年研究禅宗、道教，中间十年做思想史，后十年做跟东亚和中国有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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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葛兆光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察觉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从1868年明治以后逐渐兴起，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辉煌的时期，也留下很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他说：“不要忘了任何学术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形成话题，都跟政治相关。明治时期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既有和欧洲东方学竞争的取向，发展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东洋学术，又带有一种在亚洲成为霸主和领袖的政治背景，跟当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有直接相关性。这使得日本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所谓‘东洋学’的传统，也包括了中国学在内。这个传统一方面结合了东西方对中国研究的长处，同时又跟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和政治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成为当时日本学术界一个强大的主流。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到了中国‘文革’以后，日本的中国学逐渐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外国学问，跟国家命运和国民关怀有点距离了。”葛兆光认为，已故的沟口雄三教授，在日本学者里是少数抱有大关怀的人。“我的理解，沟口是想把日本中国学从现在比较衰落的状况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提出了几个口号，一个就是要从亚洲出发去思考，如果把中国放在亚洲，因为日本也在亚洲，互相之间产生的关联，就使中国学涉及日本，这样，与日本相关的中国学就有了活力。另外，沟口强调中国研究要防止拿欧洲尺度来看，当然，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他又落入欧洲中心主义。”而葛兆光《宅兹中国》中最早的篇章，便是与日本学者的论辩而引发的，他所批评的日本学者中，也包括了沟口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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