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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葛兆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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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生于上海。在贵州初中毕业以后，曾经在苗族山区插队。1984年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研究生毕业。后在江苏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任教，1992年起任清华大学历史系教授，2007年起任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院长。著有《禅宗与中国文化》、《道教与中国文化》、《中国禅思想史》、《中国思想史》、《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想象异域：读李朝朝鲜汉文燕行文献札记》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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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葛兆光先生的办公室挂着余英时先生的两幅字，一幅为复旦大学文史研究院成立的贺诗“文史英才聚一堂，国魂未远重召唤”，另一幅则录1978年故国之行的旧作送给戴燕、葛兆光夫妇：“此行看遍边关月，不见江南总断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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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读书太勤，用眼过度，如今葛兆光的左眼近乎失明，看书主要靠右眼。葛兆光自认读书是一个“野狐禅”：到处乱读，知识很杂。他有写日记的习惯，但基本上都是摘资料，没有私密性的东西。他分析同代的学者中，很多人都有所谓“两支笔”：一支写学术著作，一支写公共评论。他也写了不少书评，“中国的特点是书评往往借题发挥，其实是在表达社会、政治关怀。比如我写陈寅恪的那篇文章看起来是书评，实际上是在借陈寅恪说事”。而他感慨现在的大学制度慢慢催生一批趋向于专业而不关怀社会的人，“既是专业知识分子，又是公共知识分子”才是他心中理想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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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春天，在贵州边远小城的葛兆光收到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风驰电掣地跑回家，和父母一起拆看，从来喜怒不形于色的母亲，竟失态大笑。这一年，葛兆光已经二十八岁。此前的十年里，他因为家庭出身的缘故，不是在砖瓦厂做砖瓦，就是在农药厂熬肥皂。考入北京大学中文系古典文献专业，改变了葛兆光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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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世纪80年代，葛兆光先是研究中国史学史，考证古典文献，然后致力研究禅宗、道教与中国文化，后结集成《禅宗与中国文化》和《道教与中国文化》二书。在此基础上，葛兆光又费了近十年之功，完成了《中国思想史》两卷。21世纪初，葛兆光将眼光投向“世界”、“东亚”与“中国”，“学术”与“政治”，“认同”与“拒斥”，“国别史”与“区域史”等大问题，在2011年出版了《宅兹中国》一书。他说：“我这三十年，前十年研究禅宗、道教，中间十年做思想史，后十年做跟东亚和中国有关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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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葛兆光到日本进行学术访问，察觉日本的中国学研究从1868年明治以后逐渐兴起，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历了一段辉煌的时期，也留下很多需要重新思考的问题。他说：“不要忘了任何学术能够产生巨大影响和形成话题，都跟政治相关。明治时期对中国的研究，显然既有和欧洲东方学竞争的取向，发展了具有现代性意味的东洋学术，又带有一种在亚洲成为霸主和领袖的政治背景，跟当时日本在亚洲的扩张有直接相关性。这使得日本形成了非常强大的所谓‘东洋学’的传统，也包括了中国学在内。这个传统一方面结合了东西方对中国研究的长处，同时又跟日本国内的政治气候和政治影响有很大的关系，成为当时日本学术界一个强大的主流。但是，二战以后，尤其是到了中国‘文革’以后，日本的中国学逐渐变成一门技术性的外国学问，跟国家命运和国民关怀有点距离了。”葛兆光认为，已故的沟口雄三教授，在日本学者里是少数抱有大关怀的人。“我的理解，沟口是想把日本中国学从现在比较衰落的状况中拯救出来。所以，他提出了几个口号，一个就是要从亚洲出发去思考，如果把中国放在亚洲，因为日本也在亚洲，互相之间产生的关联，就使中国学涉及日本，这样，与日本相关的中国学就有了活力。另外，沟口强调中国研究要防止拿欧洲尺度来看，当然，他反对欧洲中心主义，同时他又落入欧洲中心主义。”而葛兆光《宅兹中国》中最早的篇章，便是与日本学者的论辩而引发的，他所批评的日本学者中，也包括了沟口雄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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沟口无疑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也是一个很好的朋友。有一次，余英时先生到日本访问，沟口雄三要请余先生吃饭，自己先去饭馆试菜，试好了，过几天再请余先生。余先生说的这个故事，葛兆光也有同感，他说：“我也很喜欢沟口先生，但我把个人友谊和他的理论方法是分开的。沟口先生是一个很好的人，这是他能够成为学界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品质，人要‘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要让人家觉得亲切，而不是倨傲，才能当领袖。有时候诚恳也是一种利器，我想，沟口先生是真正的诚恳，这种诚恳使得他成为日本中国学界领袖式的人物，大家愿意跟他在一起，这就帮助他的理论和方法能够让大家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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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每年葛兆光有一两个月客座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与余英时先生时相论学。余先生有言，“我对政治只有遥远的兴趣”，但这不妨碍他有中国情怀。葛兆光也说，“我不会和政治近身肉搏，那不是我的特长”，但并不意味着他没有政治关怀。在视野所及的学术界，葛兆光看到：“在美国，学术和政治离得很远，所以在学术上专业化、规范化和技术化相对比较厉害。但中国是学术与政治始终分不开。我想，中国知识分子传统还是很厉害，道统对政统，总是希望有所制约；当思想不能够自由表达，就要通过学术来表达，那么，学术背后的政治关怀当然就很厉害。在学术尤其是在历史领域中，思想史是最容易涵纳政治关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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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宅兹中国》中，葛兆光强调有一个历史中国，有一个政治中国，还有一个文化中国。文化中国就像余英时先生的名言：“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葛兆光专门请人刻了一方“无处非中”的印章送给余先生。“这句话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地球是圆的，没有哪里不是‘中’。艾儒略当年写《职方外纪》，恐怕就是为了破除中国人认为自己总在天下中央，别人都是四夷的观念。在一个球面上，可不是哪里都是‘中’吗？‘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跟‘无处非中’意思好像可以相通，也合乎‘世界公民’的看法，世界主义的文化立场和身处某个国家的生活现状，完全可以结合起来。其实，余先生最爱中国，所以才有《情怀中国》这样的书名。我经常讲，最深切的爱国情怀，有时反而常常在外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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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看学界云起云落，葛兆光不免有一点悲观。他说：“欧美学术争论是非常激烈的，但是激烈争论到最后，大家会觉得，这是一个正常的现象。可我们这儿学术争鸣好像是一个反常现象。自由争鸣的环境是很多人一起辩论，却并不影响到生死存亡。可是，现在的制度使得学术辩论有点儿像生死存亡或者是争一块大饼，因为大家都像是在一个大锅盖下面，大家纷纷试图找到自己存活的地方。如果说自由的学术争鸣，首先，舆论环境和学术环境应该是自由的，可是，现在有些话总是要曲里拐弯或者含蓄隐晦地说，而且，更可怕的是，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上位的人听的，有些大声说的话是说给外国人听的，还有些小声说的话，倒是说给本土的人听的，所以，声音就不太一样。”不久前，葛兆光写了一篇文章叫《人文学科拿什么来自我拯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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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陈平原先生跟你是同一年进大学，他曾谈过一个学术上“隔代遗传”的问题：“80年代的我们，借助于七八十岁的老先生，跳过五六十年代，直接继承了30年代的学术传统。”你当时在北大有没有这种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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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我跟他的感觉好像不太一样。我想，平原兄大概有这样一个判断：由于我们直接上面的这一代在新中国以后受教育，他们的知识、学术理念和政治立场，可能有一些我们不太认同的地方，所以，我们会更尊重和追随更上面那一代，就是隔代的那一茬。但是，这可能是后来不断反思的后见之明。实际上，当我们1978年春天到北大的时候，直接接触的老师就是我们上一代的，比如说，金开诚先生、裘锡圭先生、严绍先生、张广达先生。这些人跟我们接触很密切，所以不能说我们就真的跳过了这一代。从学术史意义上来说，所谓“隔代遗传”实际上不是一个历史过程，而是在不断地反思以后，觉得我们可能精神气质、学术立场上，跟更上面的那一代更加亲近，而不太像五六十年代受教育的这一批人，他们可能受到意识形态化的教育，在屡次政治运动冲击以后，学术积累不够深厚，他们不是那么能影响我们的学术和思想。但是，实际上在我们读大学的时候，跟他们接触还是很密切。我们跟上面的一代其实还是有很多能够相通的地方的。比如，我们比较能理解他们在政治运动中不断地受到影响，多多少少在观念上不够开放，学术积累上确实不够深厚。比起更早的一代，比如说我们读书的时候，老师里面还有像周祖谟先生、邓广铭先生、阴法鲁先生，我还见过游国恩先生、魏建功先生，可能从学术上会有更亲近的感觉。但是，五六十年代出来的这一批人，跟我们有更密切的接触，不可能马上越过那一代。有些老师跟我们的关系很好，而且至今还保持着很好的关系，像张广达先生，他是教我们中国通史的。我们也很尊重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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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张广达先生在这一辈的学者中是非常突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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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他是比较突出的，就是一些不突出的，现在看起来比较平庸的人，关键也是要去理解他的那个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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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最好的年华都在运动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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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对。说老实话，三折腾五折腾，像烙饼一样，他有什么时间去积累？而且他从整个大学以后受到的影响以及做学问的模式，都受到那种社论式的思想和文风影响，写出来的东西当然就不怎么样。这一代人是悲剧，从个人来讲他们都是很好的人。而且，特别要提到的是，当我们进大学的时候，他们这一代人因为“文革”十年里面没有机会跟学生接触，反而在那个时候对教学投入的精力很大，所以跟我们接触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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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投入的精力很大的原因之一，就好像要把自己的青春补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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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他们说，我们十年都没有学生，更没有好的学生。碰到77、78级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时候，他们特别高兴也特别上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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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恢复高考的头几届，因为那么久没有大学招生了，有些人年龄还比较大。现在回想起来，那几届是不是后来成才的人比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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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所谓人才集中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人才是多，另外一方面是机遇很好，可是，我更愿意强调这是时势造成的。我们直接前面的那一代，因为受到很大的政治影响，他们没有很大的学术成就，而且他们的论著有意识形态和教条主义，不太可能在学术上提出话题，引领方向，所以，我们这一代人占了便宜，好像前面是开阔地，一出头马上就能站在前沿了，这是一个时代机遇，咱们得承认“时势比人强”。但是从另一方面说，当然十年积累了这么多人，可能人才是多一点。可是，这些人天然的缺陷很多，因为十年没有受过好好的教育，可能基础未必很好，像我只读到初中就考大学了，到后来需要恶补，那个恶补有时候就很实用主义，加上年纪大了，英文、日文都学得不太好。那个时代应该说是畸形的时代，着急起来什么都写。看起来一下子东西很多，但是在学术积累上未见得就很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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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原来没有受过正常的教育，有下乡、劳动的阅历。从学术上来讲，你觉得人生的阅历重要，还是正常的教育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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