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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华文世界的报业史，余纪忠的《中国时报》与王惕吾的《联合报》相激相荡的时代，依然让人荡气回肠。而蒋经国晚年开放党禁报禁后出现的多元时代，至今仍值得深思。吴思说：“中国媒体前赴后继，死一个人，后面踩着上，换一个人上来还是这么一个气氛，靠尸体铺路也能把圈子撑大点，这是拼命换来的。在中国，能够走得远一点的媒体，或者有后台，或者有体制优势，或者就是前仆后继不怕死；凭借这些过人之处，事实上制造出几个特区，其他成不了气候的都被掐死了，这几个特区就显得比较扎眼。将来没有特区了，大家都一视同仁。原来那些特区的风头全都没了，那就进入一个新的战国时代，再一统江山，有几个大的报系分掉市场。我估计未来的中国会出现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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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吴思正在研究“大赦”的历史。有幸亲历大变动时代，吴思对改革有独特的思考：“人性就是趋利避害，借助这种趋利避害的人性，设计一种激励机制，形成一种利益交换，用安全换制度。如果这样搞政治体制改革，让各方面的收益大于成本，前景应该更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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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当记者的时候，到下面采访发现了“潜规则”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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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对。我在《潜规则》的前言部分写了，化肥的分配规则是一套，都是书面的规定，实际上并不是这么运行的。反正这个东西要表达出来，另有一套东西，而且那套东西不是瞎闹，谁能批条子，谁的条子管用，能批多少，全是有规矩的。这套规矩，纯粹从化肥分配的结果来看，比如一万吨下去了，最后有多少吨是正式按照规则走的，多少是按潜规则走的，都能计算出百分比来。我就发现，至少在化肥分配问题上，潜规则的作用更大。当时没这个词，用的词是“内部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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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什么时候冒出“潜规则”这个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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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大概1996、1997年，那会儿开始认真读历史了，读《明史》，就想从“内部章程”这个角度看看，在仁义道德的旗号之下，明朝真实运作的规则是什么。有了这样的意识，就能看到很多这样的东西，到处都是现实怎么运作的史料。以前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那时候，我就想找个词，拿几个词组合：“内部章程”、“规则”、“灰色章程”、“灰色规则”、“内部规则”，不知道怎么加个“潜”字，就觉得这个组合最好：“潜规则”。这个组合一出现，就觉得就是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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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这个词以后会写入历史的。现在变成娱乐圈里“潜规则”这个词用得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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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对，描述导演跟女演员的关系，而且当动词来用，谁把谁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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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做新闻的时候读到历史，为什么对明史特别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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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明史简单。首先离我们近，太远的不行，先秦的就那么点东西，肯定不够；往后，比如《史记》里记载的那些东西，支持材料也不多了，至少你想看谁的日记、谁的书信，很少了。清代倒有的是日记、书信，大量的，麻烦的是没完没了，多得看不过来，说不定什么时候冒出一个东西来，别人有话说：你以前没看到，你说的不对，另有史料。清代还有一个异族统治的因素，我们现在没有异族统治因素。想了解现实，离现在最近的社会结构就是明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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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朝的历史是朱元璋创始的，在那之前，元朝垮了，很多东西都要再创，模仿大唐律来制定大明律，如何取舍，可以找到制定规则的初衷。制定规则的时候，他觉得不够劲，再来一个大诰，像毛主席语录似的，起法律作用。朱元璋会解释为什么这么做，我们也能看到这些立法实际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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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没有异族统治的因素，史料不多不少，够你用，但又不至于无穷无尽永远看不完，那就是明史。而且明前期，跟毛泽东时代的近似程度非常高。朱元璋的统治方式，怎么处理贪官污吏，比如发动群众监督官员，把有问题的官员发配到他的老家去劳改，看起来就跟五七干校似的，非常容易联想起毛泽东时代那些一轮轮的运动，干部下放、五七干校。那些事我都经历过，看了那些就觉得在眼前似的，看到的是很熟悉的事。这些因素加在一起，明史就变得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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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像吴晗、范文澜的研究，你留意得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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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吴晗写的《朱元璋传》，看明史的人都得看的，我看了。范文澜的那些书，我在上中学的时候，读《中国通史》就是读他的，一本一本地读，好像每个朝代怎么写我都能背下来了，像拉抽屉似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全是那个路子写的。我后来没再看，不知道现在看有什么感觉，当时就觉得不好看，而且觉得这些好像谁都能写，就把遇到的史料，政治、军事、文化、经济往里装就行了，每个朝代这么一理，就下来了；然后再加上一个阶级分析，再加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地主和农民的斗争。觉得千篇一律，既不好看，又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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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黄仁宇为了写《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花了七年的时间进行研究。他利用两年半的时间，把《明实录》一百三十三册从头读到尾，还做笔记，慢慢地把整个明代的财政税收问题搞清楚。在此基础上，他写《万历十五年》，只花了一年的时间。后来《万历十五年》在中国流行，你初读的时候有没有石破天惊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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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我是1986年看的。那个时代的人对历史书的期待就是范文澜的那个写法，没有见过好看的历史书。我是偶然听到我们报社的一个编辑说，《万历十五年》挺好看的。我听她推荐得特别认真，就买了一本，一看，果然好看。我就向我的大学同学推荐，把书借给她了，她就不还了，她也借人了。一般人一看就觉得大吃一惊：还能这么写历史！我们心目中的历史书不是这么写的。看了以后，耳目一新：历史还能这么写？有那种开窍的感觉，对历史的感觉一下子好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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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不过黄仁宇在美国非常不得意，一生可以说是郁郁不得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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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他的书如果现在引进来，我估计影响肯定比不上那个时代，他具有开创的功能。不管是他的《赫逊河畔谈中国历史》，还是《十六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那几本书现在进来也被淹没，跳不出来。《万历十五年》如果现在引进来，会成为受欢迎的书，但是不会有当年那种地位，人们已经见多识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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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在《潜规则》里很多是以明史作为基础，很多案例是用明代的历史来分析，但是其实很多都关注到当下。是不是有这种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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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是。《潜规则》里面具体的那些东西，淘汰清官、清官堕落，像这些事，现在官场上还是这套东西。我们现在有这些东西，一看历史原来就有，而且人家表达得很清楚，一下子把现实的纵深拉到几百年前去了。有了这几百年的纵深作为根底，我就敢写了。那么，到底是写明史，还是写现在呢？这其实是没分别的，是打通了的，都是一个模型，一种规律。从这个角度来说，就是因为要了解现实，才开始挖这个时代的根子，到底是写历史还是写现实确实很难说，全都混作一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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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在现实生活里面碰到的潜规则多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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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比如说当编辑记者，我1986年在《农民日报》当群工部副主任。那一年我就是专门处理来信，有时候接待上访。那时候报社经常有上访的，看读者来信，好多信其实都是上访信。处理那一年的上访，看了一年的读者来信，看到的估计都是现在信访局看到的那些事。到处都是冤假错案，都是那种“我就这么办了，你怎么着？你告我去啊”。对老百姓来说，被人欺负是无可奈何的，告的成本极高，告下来的概率很低。一年看到的基本是这些，民和官之间的那种关系，老百姓的无可奈何。报社编辑一般也爱莫能助。读者来信引出的调查，极个别也能搞几个，一看这事有点新闻价值，值得一说，下去查查，基本也都是这么回事。我有一年基本就耗在这里，耗在中国社会潜规则引发的各种东西里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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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有没有碰到类似的挫折或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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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思：咱们当编辑记者的，都知道我们面前的真实规则是什么。宪法怎么写都清楚，什么能报，什么不能报，我们也清楚，我们整天都生活在这些冲突之中。从这种意义上说，我们每天都生活在潜规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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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后来你写了《血酬定律》，在西方有没有这种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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