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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新闻江湖里，郑重是上海写书画家和收藏家的第一人。郑先生在住家之外另设一个单元，用来放藏书和写字，时有朋友来品茶论道。郑先生为人豪爽，对文化界的旧闻烂熟于胸，说起掌故如数家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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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家是农民，父母都不识字。1935年，郑重出生在安徽宿县农村，在游击区长大。抗日战争后期，郑重已经记事了，所读的双庙小学是当时游击区办的，老师大部分是由城市投奔解放区的革命青年。1950年小学毕业，初中二年级转到城里的崇真中学，这是一所教会学校，早晚可以听到教堂祈祷的钟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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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郑重高中毕业，考进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系主任王中的名言是：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郑重听过中文系、历史系的课，经常有绘画、戏曲、音乐等各种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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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读新闻系是想当作家。“我学新闻最初有一个误解，觉得当记者就可以当作家。我中学读了邹韬奋的《萍踪寄语》、《萍踪忆语》，觉得当个记者跑来跑去很舒服。我读瞿秋白的《赤都心史》，是他访问苏联写的游记，以一个记者的眼光看苏联。”郑重说，“实际上，新闻记者和作家完全是两码事。当了记者以后文学都磨光了，不允许想象，不允许抒发，就是客观地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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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秋，郑重刚入学就生了肺病，按道理应该退学。郑重给校长陈望道写了一封信，说明自己的状况，几天后，校长办公室的秘书到宿舍来找郑重：校长同意你留下来。1958年正是“大跃进”，同学们到农村去劳动，郑重因病得福留在学校，读了许多书。他的同学现在回忆起来，没能读书，多是怨声载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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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毕业时，郑重的女朋友在山东教书，他的分配第一志愿就填山东，结果把他安排到上海科学电影制片厂当编剧。1962年，郑重调到《文汇报》工作。这一年，郑重和在山东工作的女朋友结婚了，此后两人分居十二年。郑重说，那十二年他赚的钱都花在铁路上。1963年，他们的儿子出生，郑重给他起名海歌。女儿叫海瑶，后来成了著名作家恺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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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郑重亲身经历了《文汇报》的一切，看到一些人和事的变幻，自己则当了逍遥派：“什么都不管，上面叫我干活我就干活，但干活还干得不错。为了解决夫妻异地分居，我要调走，上面不让我走，专门派人去把我老婆联调过来。我是逍遥派，粉碎‘四人帮’以后，我在工作上有了更好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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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汇报》，郑重曾在文艺部当过副主任。文艺记者晚上要看戏，很晚才回报社发稿，郑重就坐在报社等着签字，十点钟还不能回家，他自己的采访又很少。同时，他自觉没有领导才能，要求去当记者。1983年，中国第一颗通讯卫星发射，郑重向总编辑交上一纸辞呈，就跑到西昌发射现场采访去了。他跑过几年国防尖端科学的新闻，去过导弹、卫星、原子弹研制基地和各个卫星发射场，采访过王淦昌、邓稼先、钱学森、钱三强等两弹元勋科学家。“钱学森在导弹系统里面是一个战略家，他是很有才气的人，后来政治化了。朱光亚最谨慎，滴水不漏。在原子弹研制上，王淦昌的贡献最大。邓稼先倒是实干的，我觉得这个人是很可敬的。”郑重回忆，“我在这个系统花了很多时间采访，采访不下百人，他们都是当时最优秀的大学生，你跟他们谈话，各有特点和思想，一个个跟其他人都不一样的，都很精明能干，关心国家大事。这一批人是精英，有的人到现在都隐姓埋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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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没有专门跑过美术界，郑重却在“文革”期间与许多海上画家成了患难之交，更与谢稚柳、唐云、来楚生、张大壮、刘旦宅等人成为挚友。在谢稚柳家，有时候外边来个朋友，想跟谢稚柳小声说点事，避开郑重。谢稚柳说：“你不要避开他了，他是我的老朋友，我在他面前没有秘密了。”唐云家里有什么问题也来找郑重。郑重是逍遥派，家人又不在上海，每天写完社论就去玩了，星期天上午跑一家，下午跑一家，晚上跑一家，和画家建立起感情，积累资料，后来写了许多画家的传记。上海的老干部收藏四大家是“曹王李白”：曹漫之、王一平、李研吾、白书章。郑重也一天到晚跟他们一起玩。郑重说：“我那时候得到的画统统都是有上款的。那时有人说：你有这个上款，到时候就不好卖了。我说：将来画还能卖吗？谁还买这些画？我玩玩好了。古代一张画，上款是某某人，一查能查到这个收藏者是谁。我很开心，这张画有我一个名字就行了。后来人看到这张画，会问：这个郑重是谁啊？人家考证半天，多有趣。所以，我的所有画都有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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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郑重爱结交画家。在北京，他爱结交学者。“因为我觉得上海学者可谈的不多。北京就住着一批学者，我觉得北京的画家不如上海画得好。在北京，我搞的是科学报道，也没跑过文艺，也没跑过文教。和文化学者打交道，只是我自己的爱好。”郑重跟俞平伯、顾颉刚、冯友兰、张伯驹、夏承焘、朱光潜、周培源、启功都很熟。“除了我的采访对象，我平时交往的就是这么一批人。我年轻的时候喜爱、尊重老年人，我觉得老年人都是宝贝。俞平伯的道德修养，哪里找去？顾颉刚有点锋芒毕露，启功先生倒圆滑一点，但很有风趣，现在到哪里去找启先生这种人啊？像夏承焘词学的研究，像冯友兰那种学问、坚持他的观点，朱光潜那种与世无争，那种大度，找不到了。”但郑重一向不大写作家，沈从文家和《文汇报》北京办事处只隔几栋楼，郑重也没有去采访过。在上海当了几十年记者，他连巴金也不认识。他认为看作品是读者对作家最好的了解方式，不太需要记者再多作介绍。相比之下，画家、收藏家都藏得比较深，更有写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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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郑重的安徽老家宿州二中盖了一个新校区，图书馆命名为“郑重图书馆”，郑重捐了五千册书，又办了谢稚柳、陈佩秋艺术教育中心。“因为谢先生一直有一个心思，叫我搞书画普及工作。我要实现他这个心愿，就向中小学生进行书画传统教育，把他们的心陶冶得纯洁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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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起初怎么会认识那么多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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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文化大革命”时，我是逍遥派，这些老画家都变成“牛鬼蛇神”，原来我跟他们认识，但不熟。我不会画画，但心里有这种爱好，这些老画家最困难的时候，我就和他们在一起玩。他们在牛棚里，我去访问他们。像谢稚柳在扫楼梯，我帮他扫楼梯，跟他聊天。“批林批孔”的时候批判唐云是“复辟”的老头子，没人敢让他回家，我陪他回家，他是酒仙，我就陪他喝酒。我又不会喝酒，喝了酒他就到楼上去了，给我画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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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唐云喜欢喝黄酒和吃大闸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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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对，喝黄酒，我在这样的情况下跟他们玩。“文革”时他们都关在上海博物馆，我跟他们接触以后，博物馆管文教的工宣队就向文汇报社告状：你们这个郑重，一天到晚专门找我们的“牛鬼蛇神”。我们工宣队也找我谈：你怎么不务正业，专门找这些人采访干什么？我说：我是记者，要了解情况。工宣队不懂，因为当时张春桥规定工宣队不能管业务，只能管运动，他们没有权力管记者的。我就利用这个情况去接触这些老画家，还收集他们的诗词，像谢稚柳的《鱼饮诗稿》，我们每个礼拜四到车间劳动，我学会排字，就把他的诗稿一个字一个字排好印了用订书机订起来。他到处送老朋友，几十个人跟他一起唱和。我也收集唐云的诗，我准备了一张长卷，每搜集几首，就让他抄写在长卷上，成为一个很长的卷子。后来谢稚柳给我写了《唐云诗稿》的引首，裱成大卷子。另外，我收集他们的文章，这都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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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你如何跟他们交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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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我和唐云、谢稚柳、王个簃、陆俨少、刘旦宅交往。那时候不怕，刘旦宅已经被打成“反革命”了，我还是照常去看他。因为我是农民的孩子，又没有历史问题，没有任何政治错误。我又是入党很早的人。《文汇报》都知道我玩画，那时候包括一些老干部喜欢的，就让我为他去向画家讨画。我的画多了，放在地上，有朋友来，我说你捡好了。那些老先生确实对我都好，有一天晚上，谢稚柳先生拿出几个卷子来叫我看，我知道他想送一个卷子给我，我说：这张蛮好。他说：这张你拿走吧。当时都已经是这么样的关系，你跟他做一点事情，他就高兴得不得了。后来我跟谢稚柳谈怎么样鉴定，那时候没有录音，我就把他的谈话写成两三万字的文章，送到排字车间去排字，第二天早上一上班，就看到我写的手稿及排出来的毛样贴在布告栏里，写了按语：“试问这样的文章能发表吗？”我真的出了洋相。可是到晚上，原稿和排的样本不翼而飞了，领导也没有批评我。咦，我就产生一个相反的想法：这玩意还有人欢喜，说明我这个东西还行。所以还继续和他们交往下去。那时候真的玩疯了，一点一点往家里带。另外还可以裱画，河南路有一个裱画店老师傅，跟我很投缘，他看了画说：好，拿来我给你免费裱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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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那时候那些老画家的处境怎么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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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当时生活都很困难的。唐云家在曹家渡，我请他吃顿饭一块六毛钱还是几块钱，他吃得很开心。我那时候也没有钱，我老婆来了上海以后，我请唐云到家里来吃饭，一间小屋，他照样来。吃过饭了就画画，他给我女儿画了一张画，画个麻雀。谢稚柳关在家里，想去莘庄梅园看梅花，我有个朋友在医院的，会开汽车。我说：你能不能开着汽车，咱们到莘庄观梅去。看了一天梅花，谢先生开心得不得了。谢先生回来以后，拿了一些画给我那朋友，说：你挑吧。那朋友说：我要它干吗，我不要。后来他后悔：谢先生拿了这么多画给我挑，我一张没要，不知道现在这么值钱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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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画家凡是有什么困难的都来找我。我帮助他们到药厂弄药，陪他们在医院看病。尼克松访华前后，文化有点松动，我就趁机出了一版上海画家的画，“文化大革命”中没人敢干的，我写了一篇文章叫《今朝更好看》。当时报社党委副书记王成龙是造反派，我就拉着他去看，我说这些画怎么怎么好，向他灌输。这个党委副书记被我说动了，到上海画院去看画，选了几幅画，山水、花鸟、人物都有，经他同意出一个画刊。这些当时都是禁区，好像我就是书画界的代表人物一样。后来又发表了书法的文章，我还以鲍蔚文（“文汇报”的谐音）的笔名写了提倡连环画的文章，为被批判的《山乡巨变》等连环画讲话。我一天到晚忙得不得了，在书画界真是如鱼得水。后来要批“黑画”了，我知道要批哪些人，就赶紧给他们通风报信，我告诉刘旦宅：你的画赶快收起来，马上要批“黑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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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回顾记者生涯，采访书画家是不是你一生最重要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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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在报社，没有专门分给我采访书画，我完全是自己业余爱好的。我正儿八经的职业是跑医学、科技的记者，没有当过美术记者，但是《文汇报》这个地方宽容，你去搞别的，报社也不管你。报社的其他人也有点怨言，但报社领导不跟我讲，那我当然可以去搞了。美术组没人比我跟这些画家熟，我到任何一个画家的家里，都可以坐下来吃饭。你想想看，任何一个画家的事情，我能办到的都会认真去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积累了很多资料，那时候没想到要写书。那时候我还没这么有远见，今天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绘画还值钱，画家还吃香。我没有这么个觉悟。我替他们感到惋惜，那时候有一个意识：这些人将来都死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了，我要帮这些人留点东西。我做了很多笔记，我想自己留点东西玩玩。没想到书画会像今日有这么个市场。那时候如果想到，画还能卖钱，我就不好意思要画了。我会拼命地去找资料，这些老先生都不得了。我很尊敬他们，有学问，人品真好。一个个没有鸡肠狗肚的事，都很大气。在和画家的交往中，也在不断地淘汰，我觉得某位画家不以真诚待我，我就跟他不往来了。凡是和我交往的画家，我都积累了一些材料，当时不知道要写书。我听到什么，回来就记，我很多学问就是从那时候学的。比如谢稚柳跟我讲某张画、某某人，我根本听不懂。我回来就赶快查书，那时候《文汇报》的书库没有封闭，一直开放，图画书籍很多。过几天我再去他那儿，跟他聊天，就可以把话接上了。谢先生讲：郑重还懂一点嘛。实际上我是现炒现卖的。朋友一世，友情终生，谢先生去世，我还在整理他的东西。后来我写了谢稚柳、唐云、林风眠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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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当年你最熟的画家是哪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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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谢稚柳、陈佩秋、唐云、来楚生、张大壮、刘旦宅，这几个我是最熟的。经过很多的淘汰，最后就只有这几个人了。一个个都像神仙一样。唐先生那种潇洒，谢先生那种学问，谢先生在背后从来不大爱议论人家坏话的。来楚生那种耿直，字也好、印也好、画也好，不得了，可惜死得太早。陈佩秋的艺术精益求精，心地善良。刘旦宅的执著、嫉恶如仇。我跟他们在一起玩，回来以后我就自己用功去读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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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跟这些人在“文革”中是患难之交，感情毕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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