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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在报社，没有专门分给我采访书画，我完全是自己业余爱好的。我正儿八经的职业是跑医学、科技的记者，没有当过美术记者，但是《文汇报》这个地方宽容，你去搞别的，报社也不管你。报社的其他人也有点怨言，但报社领导不跟我讲，那我当然可以去搞了。美术组没人比我跟这些画家熟，我到任何一个画家的家里，都可以坐下来吃饭。你想想看，任何一个画家的事情，我能办到的都会认真去办。在“文化大革命”中，我积累了很多资料，那时候没想到要写书。那时候我还没这么有远见，今天会出现这样的社会：绘画还值钱，画家还吃香。我没有这么个觉悟。我替他们感到惋惜，那时候有一个意识：这些人将来都死了，不可能再有这样的人了，我要帮这些人留点东西。我做了很多笔记，我想自己留点东西玩玩。没想到书画会像今日有这么个市场。那时候如果想到，画还能卖钱，我就不好意思要画了。我会拼命地去找资料，这些老先生都不得了。我很尊敬他们，有学问，人品真好。一个个没有鸡肠狗肚的事，都很大气。在和画家的交往中，也在不断地淘汰，我觉得某位画家不以真诚待我，我就跟他不往来了。凡是和我交往的画家，我都积累了一些材料，当时不知道要写书。我听到什么，回来就记，我很多学问就是从那时候学的。比如谢稚柳跟我讲某张画、某某人，我根本听不懂。我回来就赶快查书，那时候《文汇报》的书库没有封闭，一直开放，图画书籍很多。过几天我再去他那儿，跟他聊天，就可以把话接上了。谢先生讲：郑重还懂一点嘛。实际上我是现炒现卖的。朋友一世，友情终生，谢先生去世，我还在整理他的东西。后来我写了谢稚柳、唐云、林风眠的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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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当年你最熟的画家是哪几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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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谢稚柳、陈佩秋、唐云、来楚生、张大壮、刘旦宅，这几个我是最熟的。经过很多的淘汰，最后就只有这几个人了。一个个都像神仙一样。唐先生那种潇洒，谢先生那种学问，谢先生在背后从来不大爱议论人家坏话的。来楚生那种耿直，字也好、印也好、画也好，不得了，可惜死得太早。陈佩秋的艺术精益求精，心地善良。刘旦宅的执著、嫉恶如仇。我跟他们在一起玩，回来以后我就自己用功去读书、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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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跟这些人在“文革”中是患难之交，感情毕竟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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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患难之交。比如说对人生淡薄、宽容，这些都有他们对我的影响。他们都说我是农民的儿子，我儿子结婚，我请谢稚柳先生来做主婚人，我父亲来了，白胡子老头，坐在藤椅旁边，像个大学者一样，虽然是个农民，气度真好。谢先生问：“那个白胡子老头是谁啊？”我说：“我父亲。”他说：“你父亲不是农民吗？”我说：“对啊，是个农民。”“哎哟，一身仙气！”谢先生都这样称赞我父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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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段对我艺术上的影响，现在只能讲皮毛，我也知道一点书画问题，有点发言权。那时候想，这一代消失了，以后肯定不会再出现这样的人了，要给我们下一代留点东西。从我个人爱好来讲，很喜欢跟他们交往，一直到死。谢先生很喜欢李商隐，我也喜欢李商隐。我就跟谢先生讲，南京吴调公写的不行，我要做一本《李商隐传》。后来一直忙，就没有写，一直到谢先生逝世，我在旁边，他拉着我的手说：李商隐，李商隐。还在念叨李商隐。我用一部李商隐的集子为他陪葬，放在火化的炉子里面烧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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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从晚清以来有所谓“海派”之说，这个传统有没有一直延续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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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晚清以来的海派，就是任伯年、吴昌硕这一个系统，其他的系统不能称为海派。程十发不承认自己是海派，谢稚柳也不承认自己是海派。严格来讲就是任伯年、吴昌硕、虚谷这一路算海派。吴湖帆严格来讲都不属于海派系统的，他是属于苏州“吴门画派”。如果按我的观点，流派要讲风格。过去有京派、海派之争，当时北京的京派对上海是看不起的，因为海派吃饱饭没事干就抱着那些官员拍马屁，不严肃，下九流。从风格流派来讲，齐白石是海派，他是顺着吴昌硕过来的，当然他后来变了，比吴昌硕更通俗化、更引人注意了。像程十发应该是标准的海派，他是从任伯年出身，但他自己不承认他是海派，他认为海派是对他的侮辱。老的观念，海派是不成系统的下九流的艺术，不入正轨，是一种草率的艺术，是个贬义词，现在内容更新了。后来说上海海纳百川，因为诸多流派形成这么一个流派，到现在我们叫上海“海派”。过去上海收藏家，也跟京派不一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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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碰上的那一代画家，到“文革”期间，艺术已经很成熟，但个人的经历很坎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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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很坎坷，但在20世纪50年代末到70年代，这一段达到高峰。我见到的那些画家，当时他们都六十岁左右，大概都比我大三十岁，都很成熟了。解放前期，他们的画的风格出来了，比较稳定，也有锐气、灵气。唐云先生那时候的画都有灵气。现在大家都说谢稚柳先生对宋元那一路的成就，其实谢先生真正创造性的是落墨法。他的画里面多种风格融合在一起，很漂亮、工细。但是他的风格是落墨法，那种奔放、大度，好的落墨法不是应酬别人的东西，是他的真正的生命力。我觉得人们对谢稚柳没有真正地理解。现在谢稚柳早年的画最值钱，他早年的画模仿较多，画得比较拘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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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政治运动对这些画家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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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伤害非常大。家里的纸张都没有的，谢稚柳先生家就只有一个圆桌子吃饭。在草纸上面作画，没有纸的，抄家很厉害。唐云好一点，家里虽然抄家了，但纸张还有。谢先生“文化大革命”时在家里还悄悄地作画、写字。艺术真的变成了他们的生命，这些人都非常超脱。后来人家叫谢先生给邓小平、叶剑英画，他没画过，厉害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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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个张大壮，真是人淡如菊，有六朝人物那种仙气。有一次巴金带着茅盾来看他，我到他家去，他说：他俩来看我，我装病躺在床上，没跟他们多说话。茅盾是他舅舅章太炎的学生。我说：你为什么不跟人家说话？他说：他是大名家，我跟他说什么话呢？他又说：茅盾那个人怎么一会变成国民党，一会变成共产党，变来变去的。这些人都有人格的尊严，一个个对社会、潮流都有一套自己的做人原则。这是在逆境之中不屈不挠，没有低声下气的。在人格上，我从内心里尊敬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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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脑子里没有什么政治的观念，尽管叫他去学习、发言什么的，他下面生活完全是另外一套，对政治之类的东西，他们都是应酬。上面讲那一套，他们就不放在心里。他们有他们的生活规律。叶浅予来上海，谢稚柳请叶浅予吃饭，都是老规老矩的。任何朋友来，谢先生要走到门口拱手相送。张大壮有病都不去医院，他说：医生要把你治死的。他自己会中医，会开药方。他活了七十多岁，那真是有本事。这些人每个人都不一样。老一辈像俞平伯、冯友兰都是我的朋友。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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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在陆灏家里看过一幅俞平伯写给你的字，录毛主席诗词。是你转送给陆灏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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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转送陆灏了。俞平伯给我写了毛主席诗词，我说：平老，我不要毛主席的诗词，你写你自己的诗。他说：你别害我。我说：我怎么能害你呢？我又不会揭发你。他说：好，你过两天来拿。后来他给我写了一幅。你坐在他旁边，跟他聊天，感到很舒服。他很天真，外面的世界就不知道。冬天，他穿一只袜子，去香港讲学，因飞机晚点滞留在宾馆里，连一只袜子也没有了，我们到处给他找袜子。就是这么一个平和的老爷子。后来那些搞红学的人还在搞他。我也去访问李希凡，李谈到当年他写的批判文章，他还气得要命，说：那些话能怨我吗？你去查查，那些话都是毛泽东讲的。李希凡心中不平。当然那些话都是毛泽东讲的，毛泽东把他当枪使，也不能怨李希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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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张伯驹很熟，张伯驹给我题了好多画。有一次我拿着谢稚柳的一个卷子请张伯驹题，张伯驹打开一看：哎，谢稚柳的。马上叫潘素：你过来看，这个是稚柳的东西。他们都是朋友啊。那时候张伯驹的词稿还没有出版，我就从他家里借油印稿或手稿到宾馆里去看，抄好，再还给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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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跟顾颉刚及他的家人也很熟。我到他家里去，叫他题个卷子，第二天他进医院了，他女儿打电话说：不能给你题了，进医院了。自那以后没出来。一直到他逝世，我去北京医院太平间为他送行。后来我写《送顾先生远行》，陆灏说那篇是经典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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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顾颉刚一辈子也是不容易，他的日记最近出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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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顾颉刚给我讲，他和俞平伯在一起研究《红楼梦》。我原来想做一本《顾颉刚传》的，后来有人写，我就放弃了。后来朱维铮专门挑他日记的毛病，说他给蒋介石祝寿，我对朱维铮说：那是什么时代，你对人物的评论不能脱离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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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有没有想过，改革开放之后画坛变得越来越市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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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没有想过。我这个人有一个毛病，画家一旦辉煌起来，我就离开他们。因为给他做事的人太多了，围着他的人太多了，我何必再去凑热闹呢？上世纪80年代我就转向收藏，跟那些还在世的老一辈收藏家打交道了。因为我“文化大革命”中接触了文物清查小组，看到他们抄家，看到繁华的东西，看到博物馆又把它们收进来，看到收藏家命运的辉煌和沦落。我觉得他们跟画家是另外一路，在他们那里看到平时看不到的东西，就去搞这一路。结果收藏现在成了这么大的世界了。我认为这些收藏家贡献很大，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东西，如果不是他们收藏，我们哪来这么多东西看呢？我跟那些收藏家原来一点都不认识的，这里找，那里找。我退休了以后，就去写博物馆。上海博物馆馆长马承源给我弄了个办公室。上海博物馆副馆长汪庆正给我出入证，还给我饭卡，说：你来我们这上班，我们给你提供一切方便。我就利用上海博物馆的收藏档案，写了《海上收藏世家》，是抱着对收藏家的一种感恩的心情写的。后来还写了《收藏大家》。开始，我还没有写张伯驹，那时候一直念叨张伯驹。还有张元济，开始时我也没有写，我非常敬佩张元济。我觉得当年中国如果按照张元济通过教育来提高国民素质那个思路走，说不定是可行的。张元济不得了，编那么多教材、丛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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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森玉是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博学多识，为人低调。张元济办商务印书馆，许多书是向他请教的，让他去借什么版本就是什么版本，向他请教哪种书应该出，哪种书不应该出。罗振玉研究甲骨、青铜器文字，也向他请教，跟他写了几十封信。抗战时中国故宫文物南迁，解放战争时期，故宫文物运台，都是他负责。我写了一本《徐森玉》。后来我写《张珩》，他也是个收藏家，我太喜欢张珩了，其实我不认识张珩。后来，我就一直搞收藏家研究，不完全是做什么学问，也是兴趣所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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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收藏家对中国书画到底有什么样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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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重：流传下来的东西，不就是收藏家起作用吗？古代的官方收藏，一旦战争，改朝换代，统统都要换掉，都没有了。这些东西就靠民间流传下来，故宫的东西就是民间流传到里面的。在中国文化传承方面，收藏家功不可没。那些收藏家的故事确实非常感人，他们也是一种兴趣，一种爱好。后来我又进入了这一领域，画家像谢先生有更多人围着他们了，有的变成他们的学生了，我就很少去了。我做收藏家研究，这些收藏家大部分已经不在人世了。我做了这么多人物传记，没有一个家庭跟我闹矛盾的，没有一个家庭来说你这个史料是搞错的。我做了很多人物，光书画家、收藏家就几百人，没有一个人因为史实上的问题来跟我打官司的。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点安慰吧。现在我也老了，新的收藏家我也不接触了，现在收藏变成一个商品了。你说文化传承，谁听你的，他们就考虑能不能卖钱，能卖多少钱。现在的收藏家就是这样了。美国的收藏家不一样，我到美国去探亲，到美国看了几个收藏家，他们还是一个传统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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