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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就你所知，中国文学在西方有影响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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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这个话题我没有多少发言权。就我浅薄的知识来说，中国在西方比较有影响、能够获得有一定深度的理解的东西，恐怕是老子。《道德经》是被西方人格外注意的，而且确实获得一定的理解。然后也许是诗歌。西方一部分人接触到中国诗歌以后，会发现中国诗歌具有跟西方诗歌完全不同的表达方法，这令他们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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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上课，每年都有外国学生，我还是很关注西方人怎么认识中国的东西，像《红楼梦》。但总体来说，对中国文学能够系统地理解的西方人非常少。比如说理解《道德经》的话，西方人会注意到里面一些便于发挥的格言，或者跟西方文化本身可以沟通的东西。而一个西方人如果汉语学到一定的水平，他很快会被中国诗歌吸引。因为中国古代人的创造力和才华投入在诗歌当中的特别多，产生的东西非常漂亮。如果试图把中国的诗词翻译成英文或者法文，就没有韵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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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中国有很多学者研究像莎士比亚这么伟大的作家，但是中国的经典到了西方恐怕没有这种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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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没有。懂得中国东西的人数量非常少。第一个是所谓世界性的问题，相对而言，文艺复兴以后的西方文化更具有世界性。第二个问题就是文化母体的力量问题，就是说中国的现实影响力。中国现在的影响力不断地提高，会导致懂汉语的人多起来。整个西方对中国的重视程度会提高，必然带来懂汉语的人的数量提高，那么输入、谈论和欣赏的程度会增加。但是，西方人以固执的理解方式来理解中国的时候，像黑格尔评价孔子，再通过评价孔子来评价中国思想，一方面很傲慢，另外一方面确实格格不入。因为孔子看起来很平淡的生活智慧里面所包含的哲理性，整体上他们是不能够理解的，也没有费力来理解过。如果文化母体本身增强了，会导致交流的密度增加，这是一个相互作用的东西，就是传输的频率增加，西方对中国的关注增加，那么理解也会深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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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近百年来中国对西方的学习热情，跟西方了解中国的热情好像不相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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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那当然。客观现实是世界有一个现代化进程。这不仅仅是包括工业、科学技术，还包括文化。这个现代化进程是在西方启动的，中国是被带动的，这导致所谓西方文化的话语权力。现在的科学系统，包括人文科学系统，是一个西方系统。哲学、历史学、文学、社会学，整个是西方系统，必然就会导致我们现在是接受西方的东西，在西方的学术系统下生活。打开教育部的各种学科的分类，博士点建立的各个学科，简单地说就是一个西方系统。这当然会造成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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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假定有一个世界性的现代科学系统，有没有可能因为中国文化力量的参与，使这个现代的人文学科系统发生某种意义上的改变？目前还做不到，当然也许仍然可以做出一些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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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带博士生，会讲一个最简单的问题：整个现代的中国人文社会学科是依附于西方的现代学科系统的。它的基本系统、基本价值观、核心观念是从西方形成的。那么，它每一个新的研究点也是首先在西方出现。目前我们很难摆脱这个东西，所以它导致在中国要获得一个学术成就，实际上取决于跟进西方学术的速度，这个速度传得越来越快。比如说，托多罗夫1969年提出叙事学的观念，陈平原大概在1986年左右写了中国小说的叙事学，这个速度就是相当快的。作为一个博士生来说，要取得学术成就、学术突破，其实要靠两点：第一，密切地关注西方学术的变化，因为所谓学术的更新，首先在欧美形成；第二，熟悉中国的传统，在使用西方学术的变化时可以不勉强、不生硬地和中国历史文化的传统找到比较好的契合点。如果谁有很大的理想，站在一个更高的高度上去看待现代学术，能够从西方的学术体系中去发现问题或者说凌驾于它之上去发现问题，这是一个很伟大的学者。我们会等待这样的学者的出现，但是目前条件还是不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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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牵扯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因为整个所谓现代的西方学术是随着西方哲学的改变而改变，核心的问题还是哲学。而中国现在几乎是没有哲学，一个没有哲学的文化要凌驾于西方哲学之上去创造新的学术研究点，难度实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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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古代的老庄、孔孟算不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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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当然从广义上来说可以算，但是现代没有。中国现代只有领导人才有思想，非领导人都是学习领导人的思想，所以没有办法从民间产生思想家。而政治权力是一个实用性的力量，从来不考虑学术本身的必要性，所以思想家不可能产生于政治权力之中。但是如果说统治思想是不能容忍民间产生思想的，并且统治者的教育，根本上是消除思想活力的东西，怎么可能期待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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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最近在翻《世说新语》，再对照他们正史里面的一些记录，发现很多人在《世说新语》里很风流，讲话很风趣，但是在正史记载里却龌龊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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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这是两回事。当然有记录的立场的问题，记录者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或者什么看法，选取什么样的材料。比如说像王戎这样的人，在《资治通鉴》里面，他显示出来的是不足道或者可笑的一面特别多，这是因为司马光这些人对这个人物本身就不喜欢。又比如说一个人政治上很失败，和他在生活上追求一种很高的姿态、情调、风采，也不是直接的矛盾。比如汪精卫政治上很失败，但是汪精卫的风度总还是很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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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汪精卫的诗词写得很好。最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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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我看了余英时先生给它写的序。汪精卫的诗词当然写得很好。这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牵扯的方面会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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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读了这么多中国历史，假如让你选择，你会选择生活在哪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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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这个问题带有游戏性。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时代相对来说文明程度比较高，社会比较安定，那么是宋代。宋代的社会管理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社会比较活跃，比较有秩序，野蛮性比较少。但是在军事上比较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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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史景迁说他愿意生活在明代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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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明代的江南是活跃性很高的社会，但是混乱的东西也比较多。他这么说是没有把自己当成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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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你是悲观还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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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倘若从老庄的眼光来看，历史是处在永远的变化当中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悲观或者特别乐观。如果比较具体地来看的话，可能悲观的东西要多一点。因为它处在一个胶着点上，没办法找到一条很安全的路，不能不改变，但是找不到一条安全的道路去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面的风险会比较大，十年二十年后的风险会比较大。因为整个中国政治历史的模式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个现代化过程总是完成不了，跟整个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有关系，导致谁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谁都不知道办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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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陆建德 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一点自卑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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