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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牵扯到一个根本的问题，因为整个所谓现代的西方学术是随着西方哲学的改变而改变，核心的问题还是哲学。而中国现在几乎是没有哲学，一个没有哲学的文化要凌驾于西方哲学之上去创造新的学术研究点，难度实在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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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古代的老庄、孔孟算不算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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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当然从广义上来说可以算，但是现代没有。中国现代只有领导人才有思想，非领导人都是学习领导人的思想，所以没有办法从民间产生思想家。而政治权力是一个实用性的力量，从来不考虑学术本身的必要性，所以思想家不可能产生于政治权力之中。但是如果说统治思想是不能容忍民间产生思想的，并且统治者的教育，根本上是消除思想活力的东西，怎么可能期待思想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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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我最近在翻《世说新语》，再对照他们正史里面的一些记录，发现很多人在《世说新语》里很风流，讲话很风趣，但是在正史记载里却龌龊得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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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这是两回事。当然有记录的立场的问题，记录者采取一个什么态度或者什么看法，选取什么样的材料。比如说像王戎这样的人，在《资治通鉴》里面，他显示出来的是不足道或者可笑的一面特别多，这是因为司马光这些人对这个人物本身就不喜欢。又比如说一个人政治上很失败，和他在生活上追求一种很高的姿态、情调、风采，也不是直接的矛盾。比如汪精卫政治上很失败，但是汪精卫的风度总还是很好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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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汪精卫的诗词写得很好。最近香港天地图书出版了汪精卫的《双照楼诗词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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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我看了余英时先生给它写的序。汪精卫的诗词当然写得很好。这种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牵扯的方面会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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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读了这么多中国历史，假如让你选择，你会选择生活在哪个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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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这个问题带有游戏性。作为一个普通人，一个时代相对来说文明程度比较高，社会比较安定，那么是宋代。宋代的社会管理是文明程度比较高，社会比较活跃，比较有秩序，野蛮性比较少。但是在军事上比较弱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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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史景迁说他愿意生活在明代的江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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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明代的江南是活跃性很高的社会，但是混乱的东西也比较多。他这么说是没有把自己当成普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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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对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你是悲观还是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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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玉明：倘若从老庄的眼光来看，历史是处在永远的变化当中的，所以没有什么可以特别悲观或者特别乐观。如果比较具体地来看的话，可能悲观的东西要多一点。因为它处在一个胶着点上，没办法找到一条很安全的路，不能不改变，但是找不到一条安全的道路去改变。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后面的风险会比较大，十年二十年后的风险会比较大。因为整个中国政治历史的模式有一个现代化的过程，但是为什么这个现代化过程总是完成不了，跟整个中国的历史和社会结构有关系，导致谁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是谁都不知道办法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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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陆建德 中国人对诺贝尔奖有一点自卑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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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陆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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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生于浙江杭州。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1990年获英国剑桥大学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方向为英美文学、中国近代文化与政治。著有《麻雀啁啾》、《破碎思想体系的残编》、《思想背后的利益》、《潜行乌贼》、《击中痛处》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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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陆建德讲话温文尔雅，兼有江南才子与英伦绅士的风度。他亲历了中国天翻地覆的变革，也沐浴了剑桥大学春风化雨的学风，既醉心于英美文学的研究，又关注近代历史发展和当下的状况。他说：“这个时代的中国知识分子，一方面有幸目睹巨大的变化，另一方面也不敢乐观，因为深知我们的社会面临很多挑战，需要有智慧来应对，需要更为丰富的知识和思想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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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的父亲是30年代交通大学毕业的，还在读交大预科的时候就读过一点莎士比亚。小哥哥“文革”时是杭州大学外文系学生，家里有一些英文原版的著作，另有一些旧书，是祖父和外公留下来的。1966年，陆建德小学毕业，无事可做，就在家里读闲书。1968到1970年读初中，随后就进入社会。学校上课不多，没有正式教材，学生经常开批斗会，或上街庆祝“最高指示”发表。英语一共学了三十八个单词。70年代初，杭州外文书店重新开张，可以凭介绍信、特殊关系进去。陆建德在外文书店买过一些影印的外文书和教材，并学灵格风英语。他的朋友之间有一个流动的图书馆，也能借到各种各样的书，有时候必须在一两天之内归还。他说：“回想起来我们当时对世界文学的兴趣大于外国同龄人。我这个年龄的人读过大量的俄罗斯文学作品，这在英美是难以想象的。但是在学习的方式上，批判性的敏感阅读是弱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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