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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这个时代有没有可能再出现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这样的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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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每一个学者都有自己独立的特点，赵元任的特点完全不可能重复，他对方言有天生的才情，他有模仿方言的能力，这样的人很难复制。王国维是做古文字学、古文献学的研究，今天产生这样的人物还是可能的。应该说，今天的中国史研究、古史、古文字研究，整体成就已经远远超过王国维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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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但为什么很多人都怀念民国时期的学术气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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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后人总是把前人做一种神话的描述，往往喜欢这样做。比如说胡适，现在地位那么高，可是胡适的学术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就是那点东西，我们要超过他不是很容易吗？但是后世对前世的人总是用一种推崇、抬高、神化的基调，好像前人是不可以超越的，其实不是。民国时代的氛围、情形不同，相对来讲，那个时代对知识分子管制比较少，言论出版的自由比较多，自由探索的风气还是有。但也不可能脱离那个时代。陈寅恪为什么写那篇纪念王国维的碑文，就是因为国民党来了以后，学术自由的情况改变了。那时候国民党还没来清华，王国维、梁启超都已经吓了一跳，陈寅恪写了文章，针对的就是国民党要用三民主义来领导学术。应该说，30年代以来已经变化很大了。“文革”前当然很强调政治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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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回忆张岱年先生、冯友兰先生在政治运动中荒废了二十年的光阴，你这一辈亲历的学术气氛跟那些老先生所处的时代有什么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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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我们的学术道路上基本上没有碰到张先生、冯先生所遇到的那种挫折、走过的弯路，国家也没有大的弯路，个人也没有。百年以来，应该说最近三十年还是最好的时代。军阀时期的战争，国共的几次战争，抗日战争，不同程度地对学术都有影响。后来形式上的军事武力战争没有了，但各种运动还是很多，最后到“文化大革命”，虽然不叫战争，但是这种革命运动更不得了。我们这三十年基本上没有碰到这些。百年以来，我们算是比较幸运的，我们进入学术成长的这一段，都没赶上这些事。这三十年中国学术能够大踏步地前进，跟整个时代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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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西方的各种学术思潮，对研究中国哲学有没有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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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今天没有很大的冲击，因为我们已经真正形成了自己学术研究的主导传统。当然我们会关注西方的思潮，但是不会轻易地受到影响。我们也会用一个积极的心态来面对西方的学术思潮，看它有没有什么用，但不会很盲目地弄到中国来，然后引起很大的冲击。另外，时代也变了，因为中国现代化已经走上了比较平稳发展的路，所以没有那么一个共同的大的历史背景、大的问题受到全民关注。从现代化来讲，20世纪20年代最大的冲击还是现代化，全民对现代化的憧憬和全民族遭受的现代化挫折，是那个时代最深的心理基础。所以那个时候西方有关的思潮进来，当然特别重要。现在已经进入一个比较平稳发展的状态，谁也不能改变这条路，所以现在现代化的这套理论已经不受关注了。最近这些年来，政治哲学的影响比较大，有各种各样的政治哲学，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但这些东西也不会出现很大的影响和冲击，因为我们现在对西方理论已经了解很多。如果你一直不了解，突然出现一个东西，对你的冲击就很大。如果你每天看着它在成长，不会对你产生很大的冲击，因为从一开始出现你就知道它，所以不会造成很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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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自己读西方哲学方面的著作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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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多，但是我不会仅仅关注西方的纯哲学，我看的西方的东西很广，政治的、社会的、历史的、宗教的，我关注的西方的资源比较广。我想是因为我们面对的挑战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维护儒学传统的知识分子要面对的不是纯粹的哲学问题，很多是要从其他方面来考虑。我们的研究特点不是把中国哲学的思想看成一个纯粹的东西，我们研究的方式也不是用纯粹的哲学方式进入它，因为它面对的挑战也是多方面的。另外从学科来讲，我们最直接的一个学科叫“中国哲学史”，它本身也带有历史的涵义，中国哲学史跟中国思想史也不能完全分开。所以我们的研究是多维的，我们需要的资源也是多方面的，不是在一个比较狭窄的、纯粹的哲学里面来考虑中国哲学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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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如何回应西方学界对儒学的学术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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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以前美国的社会学家对儒学现代化的批评，要回应它，不懂社会学能行吗？不仅要有社会学的视野，而且西方是把儒学作为一个宗教来看的，那你不懂宗教学也不行。像美国、日本很多研究儒学的学者都是采用历史学或者是社会史，你不懂历史学、不懂人类学研究，怎么回应它的挑战？另外，关于儒学的话题，有很多是属于文化的讨论，你不直接进入文化讨论，怎么回应这些儒学在这个时代所面临的问题？比如说公共知识分子，儒学跟公共知识分子是什么关系？儒家传统里面有没有公共知识分子的传统？这些都不是哲学问题。在今天，以促进儒学文化复兴自命的知识分子，你肯定都要回答这些问题，所以注定你的研究要是多方面的，不可能是单一的。在这方面，我的学术责任感比较强，把回应来自各方面的对儒学和中国哲学研究的挑战当作自己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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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儒家的传统思想里，是治国平天下，跟现代意义上的公共知识分子有没有相同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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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有相同的地方，我写过一篇文章专门讲公共知识分子。我是接着余英时先生的一些讲法，他没有讲公共知识分子，但是我从他对“士”的一些讲法开始讲起，最后讲到罗尔斯的问题。当代儒学碰到很多问题，比如说儒学跟人权的问题、跟政治学的问题，你也要面对，要讨论。所以，除了历史、思想史、哲学史的文章，关于儒学、儒家思想在当代的多方面的研究、思想文化的研究，不可能不碰到，这是儒学在当代受到的挑战，我必须要做全面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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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到处都看到儒家文化复兴的迹象，这么多《三字经》，这么多《弟子规》，小学生经典诵读，这些都是儒学复兴。“以人为本”、“以德治国”、“和谐社会”都是典型的儒家观念。不单是儒家，当然佛教、道教也是讲这些，但是佛教、道教不是讲治国的，宗教有出世主义的一面。这都可以看出是儒家文化复兴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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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儒家思想对建设现代公民社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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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来：现代社会应该是多元的，互相有张力、有补充，不能仅有市场经济、个人主义、法制这些现代性的要素，一定需要传统思想和文化。只讲个人主义的价值在现代社会能成立吗？只讲市场经济和理性经济人，不讲道德教化，这样是理想社会吗？任何一个东西不能够覆盖现代社会所有的需要，所以在这样一个多元结构的现代社会里面，儒学应该在其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一种价值理性的主要形态，它能抵御或者跟当代过于功利主义的市场冲击形成抗衡吧。在现代社会，大家越来越认识到儒学的意义，并不是说它可以代替其他的一切，它不能代替民主、法制、市场经济。但是这个社会必须有普世的道德价值、对社会的责任、更高的理想追求，更不用说自由、平等、博爱。博爱和平等都是跟儒学有关系的。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东西它只有利没有弊，所以我们看一个东西要从一个结构的角度，这个结构里有好几个东西在一起能够互相弥补、互相平衡，这对社会是比较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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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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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尤西林 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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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尤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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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祖籍陕西榆林。196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务农，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文学批评的类型》、《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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