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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1706062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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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尤西林 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与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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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尤西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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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生于四川成都，祖籍陕西榆林。1966年高中毕业后插队务农，1982年毕业于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任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著有《文学批评的类型》、《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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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尤西林的书房挂着王元化先生为他书写的“健笔凌云”。聊起来，尤西林和学界前辈王元化、李泽厚、高尔泰等多有交往，对80年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流变，尤西林既有切身体会，又有学术思考。他希望结合个人体验，综合社会学、政治学、哲学，梳理所经历时代的思想脉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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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尤西林在成都中央黄埔军校出生。他出生于和国共两党均有上层关系的大家族。1954年，母亲把他送到西安市第二保育小学上学，这所学校的前身是延安时期的干部子女学校。保育小学的教育通过人造的小社会把爱与善良提高到绝对的位置，并通过课堂教育与食宿游戏培养学生的道德纯正感：不能容忍压迫与残忍，必须同情与热爱穷苦的人。他走出保小校门，第一次目睹人力车夫上坡的艰难情景，冲动地赶上前俯身推车，这成为他后来民粹情结的少年起点。这也是后来他放弃高考申请去农场、“文革”中激烈反抗血统论、虔诚插队，以及始终坚持批判特权社会的一个渊源。他认为超出个人思想的一个资源背景是，由于家世与经历，他对时代有着切身的介入经验，这使他不会简单追随那些学理正确或感召力巨大的流行思潮，而保持着更深的独立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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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结束后恢复高考，尤西林考入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并以人道主义哲学与美学为学术依托，深度参与了80年代的思想解放运动。他在80年代后期致力于汉语人文科学理论与人文知识分子理论。1996年同时出版的《人文学科及其现代意义》与《阐释并守护世界意义的人：人文知识分子的起源与使命》均产生了广泛影响。特别是后一本书，受到大陆与台湾的中青年知识界注意，以四川大学为主体的“成都地区高校面向21世纪学术月会”曾两次研讨此书。今日已是汉语学术思想界骨干的几位学者都曾称此书是他们成长时期精读著作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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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年代中期，尤西林将对艺术与美学的人文科学研究又转向现代性理论，在这一研究中注意到基督教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到了90年代末，他又扩展向基督教文化研究。他说：“我一直关心的是中国现代转型的精神危机及其重建，不断地进入一个又一个的学科。因为我必须依靠学术深化我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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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恢复高考时，你已经三十岁了，当时的学术兴趣很广泛，为什么去读中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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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1977年恢复高考，当时不知道这一次高考有什么样的后果以及有什么样的限制，因为我的出身不好，我不可能自由填报我的志愿，当时我填报的第一志愿是西北大学历史系，第二志愿是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后来被陕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录取了。我上大学不久，就发现所学的科目不具有很强的吸引力。我基本是在大学图书馆、教师资料阅览室自学。1979年我以插队时的札记为基础，写出了三万字的一篇论文《人性异化艺术》，将这篇手稿寄给了朱光潜先生，朱先生给我写了四页纸的回复，这篇手稿浓缩后1982年发表在上海的《学术月刊》上。我以一种青年的激进语调直呼其名地批评了国内全体美学权威，蒋孔阳等先生还和我发表了商榷文章。美学对我的吸引力，就在于它赋予我的人生经历一种学理深度与高度的理解，我把经历过的生活看作是一种追求美的生活，这种美的生活不是指对象化的现成艺术品欣赏，而是人自身生存的内在状态。后来才发现，这一思路不仅与马克思相遇，而且通向禅宗与现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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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在80年代，你完全沉浸在这种美学的氛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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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我的兴趣实质在精神哲学（也就是Geistes-wissenschaften，人文科学）。1987年我参加一个德国哲学会议，提交了一篇论文《康德理性及其现代失落》，受到张世英先生赞赏，作为首篇刊发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德国哲学》。但我后来又转向其他领域。我是跟着我的生存问题，包括我对时代呼应的问题亦即思想史路径去寻找我的学科研究领域的。所以，我往返出入美学、文艺学、中西哲学史、宗教哲学等领域并非随意，其实不仅有个人的思绪意向，也有这些人文学科汇通于人文科学的客观学理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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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李泽厚和高尔泰在80年代学术界的影响到底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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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高尔泰的文笔哲理深刻而且内蕴激情，因而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代青年。我读他《关于人的本质》的时候流了泪，我体会到一种生存深层的激情。他的学术不是那种口耳相传之学，而是人格化的真实、厚重、苦难升华出的精神境界表达。80年代“美学热”表明美学借助其精神哲学特性支撑了马克思主义人道主义取代无产阶级专政的意识形态变革，而高尔泰则代表了这一变革的激进一翼。李泽厚的思想启蒙影响则是整体性的。我曾这样从思想史角度评价李：“中国改革表面上看是执政党自身的意识形态变革造成的，包括我们熟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讨论等，但是重要的是，在整个讨论和这样一个变化过程中，有一种新的话语方式出现。这就是人文科学公理。80年代出现了以学术史的方式陈述论证问题的语用，这成为包括意识形态在内的马克思主义和其他文化的话语方式。21世纪的今天，中国公共话语已经普遍援引学科学理。这是当代中国公共话语最重大的转变，也是80年代文化讨论的主要贡献之一。此前由于权威意识形态占据着人文科学位置，不仅具体的特定的人文学科（文学、艺术、宗教学、伦理学）不独立，而且社会科学甚至自然科学（如遗传学、心理科学）也没有独立地位。所有的学科都被意识形态直接或间接支配，作为一种权威的元理论，所有的学科都要回溯到意识形态，以之来说明本学科工作的根据。这种垄断远超过梁启超所说20世纪初叶思想界巨无霸的进化论。当人们以学科专业的方式来谈论社会问题时，就实现了吉登斯所说的专业学科承担社会思考判断与政府决策根据论证的现代性转变。人文科学公理逐渐取代了意识形态的独断论裁断模式，这一历史转变对于中国社会与中国执政党的现代化具有同样根本的意义。从无产阶级专政转变为发展生产力，这一执政党意识形态的具体内容转变固然关系根本，但是，意识形态话语方式的转变比意识形态内容的转变更为根本。而人文科学公理并非意识形态的派生物，它比意识形态有更深层的现代渊源。这也可以表述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现代转型。在这一转型中，人文科学学者在一定意义上比意识形态专家起到了更加重大的作用。李泽厚即是一个代表。李泽厚通过美学意义论（情本体）、社会存在论（工具本体）、现代性人性论（主体性）哲学，以及将人文学科的专业性与现实评论融合的思想史研究，深广影响了当代中国人文科学公理的话语方式，并成为中国马克思主义现代转型的代表性人物。他类似于卢卡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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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现在反思1949年以后的教育的文章不少，但是反思得很深刻的文章却不多。为什么会这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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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谢泳的民国时期的教育史做得很细而且很有心，个人具体的细节呈现出群体性规律。但反思当代教育必须结合深层体验，这需要思想家的睿识。例如李泽厚论鲁迅的文章提及中国五代知识分子，他认为其中最有创造性的是20年代的知识分子，与之可以对话的是邪恶与崇高交织背景下成长的“文革”一代。他认为最平庸的就是他这一代，即1949年以后培养起来的“老大学生”，无论是人格还是学术，都是被平庸化的一代。这些看法会有争议，但包含深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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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法国大革命之后，出现了很多优秀的文史哲作品，对大革命进行深刻的反思。你认为中国在经历反右、“文革”之后，有没有出现这样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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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西林：中国经历了这么多的事情，包括“文革”，但是缺乏哲学与社会史结合的反思。欧洲有最优秀的一批学者从哲学高度反思纳粹。中国人要对自己经历的20世纪的灾难，特别是后半个世纪深重的灾难，提升到本质意义上的高度来加以理解。这种理解应超越个人的恩怨利害，同时也不应简单地把它归结为所谓的社会学意义的社会变革或者是某种特定的人事评价。法兰克福学派阿多诺有著名的判断：奥斯维辛之后，不应再有诗。这样的说法是站在哲学高度对欧洲精神变故的反思。研究那些执行毒气刑罚的别动队遗留下来的日记，将非人性的残忍行为仅仅归结为党派之争或者民族国家利益的冲突，则远未抵达事件深处。当然，在人文精神哲学与社会学之间有各自合理研究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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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中国是精神贫乏、肤浅、混杂的时代，全社会的道德处在中国历史上的低落时代，这和经济所达到的空前繁荣，形成了极为奇特的对比。我的外公在1993年曾经看到某报上的一个消息：南方一个大城市晚间的火车站，两个刚下班的女工，其中一个怀孕了，被几个流氓纠缠，发展到当众轮奸，围观的达上百人，持续了四十多分钟才有人去打电话报警。我外公是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博士，西北联大的教授，他是19世纪生人，记得老人沉痛感慨“辛亥以来闻所未闻”。中国历史上曾有人类学意义的退化混乱事情，但有社会风俗背景。当代中国在空前进步的同时也有空前堕落。这一点必须不惜以尖刻的判断提出才有意义。中国伦理与环境的危机是空前的，这两项软指标恰恰可以毁掉中国。所以我不同意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片面提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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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莫言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后，关于魔幻主义有很多讨论。有人说，莫言所生活的时代已经非常魔幻化，如果把近几十年的历史真实地反映出来，就有非常离奇古怪的情节可融入到小说里面。对此，你有何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