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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杨小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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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生于广州。1978至1982年就读于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1984至1987年于广州美术学院攻读美术史硕士，1999至2004年于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建筑理论与历史博士。现为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广州美术学院客座教授。著有《艺术史的意义》（合著）、《尚扬评传》、《篡图》、《新中国摄影60年》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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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天下共醒：当代中国二十位知识人谈话录 杨小彦很跨界。他本科读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师从艺术史家和翻译家迟轲教授学习西方美术史和艺术理论。四十岁以后又就读于华南理工大学，攻读建筑学院建筑理论与历史博士，导师是以研究中国古代城市防洪制度出名的吴庆洲教授。杨小彦先在花城出版社，后到岭南美术出版社，从普通编辑做到常务副社长。20世纪末随家人出国，到加拿大温哥华住了五年，一方面在一家研究机构做文化史研究，一方面担任当地一家中文电台的时事评论员，用广东话评论时政。2004年，杨小彦担任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新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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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杨小彦是中大传播与设计学院副院长，主管学院科研，并兼任媒体创意设计系的主任。他的研究方向是整合了视觉理论、传播学和艺术学等学科的“视觉传播学”。与此同时，杨小彦还受聘于母校广州美术学院，在人文学院带研究生。受聘期间，杨小彦帮助广州美术学院建立了艺术管理系，有力地推动了艺术教育与社会实践的结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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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的父母是老报人。父亲杨家文解放前是《湖北日报》中共地下党的一员，解放后在《长江日报》工作，担任副刊编辑，并用“周敏”笔名发表诗文。1954年南调广州，到《南方日报》任职。1957年参与《羊城晚报》创刊，成为“花地”副刊主编，一直干到退休。“文革”前的《羊城晚报》副刊“花地”，以每天一页的版面，成为那个年代中国文学重要的作品园地之一，在全国产生了很大影响。杨家文与后来成为“胡风集团”四员大将之一的绿原交往密切。1954年“胡风集团”案发，杨家文受到牵连。幸好其时他已南调，《南方日报》社长黄文俞对外来干部特别爱护，以不了解情况为由，让杨家文回《长江日报》接受审查。半年以后，审查大致告一段落，《长江日报》以“编辑与作者的普通关系”为由，让杨家文脱离“胡风集团”案，重回《南方日报》。这一经历对中年杨家文不啻是一个重大打击，让他突然之间明白了许多，以至于沉默成为这位老编辑的人生取向，不再胡乱说话，躲过了此后的各种运动，直到“文革”初期，才再次受到打击。当年杨家文曾用旧诗记下了对此事的复杂感受：“一别经旬路几千，几回转侧不成眠。恶梦纠缠如恶鬼，度日艰难似度年。杯酒岂堪抒积郁，片言未肯瞎胡编。中宵默默灯前座，遥想南州月正圆。”这首“反诗”长期留在杨家文的脑海中，直到“文革”结束以后，环境有所改变，他才用笔记在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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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羊城晚报》创刊时，杨小彦在广州出生。“文革”前的日子，在儿时的杨小彦看来是平静的，中国社会的紧张，暂时没有降临到他身上。“文革”前夕，北京重点批判“三家村”，向媒体人开刀问斩。广州则把批判的锋芒对准了《羊城晚报》，尤其是刊登了大量“文艺黑线”文学作品的“花地”。这一次杨家文成为第一批被打倒的“牛鬼蛇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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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中的杨家文常常沉默，偶尔会有旧诗，只存留在脑海里。家中无书可看，小儿子杨小彦也不用上学，杨家文对他的学习有了某种担心。一天，他拿了一张白纸，在纸上写了一首苏轼的词：“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让杨小彦去背诵。从那天开始，在一段时间里，杨家文断断续续地给小儿子讲解了部分旧体诗词和个别古代散文。没想到这成了杨小彦在革命年代的“旧学”教育，不成系统，但多少填补了无知年代的无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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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杨小彦高中毕业，同年11月下放到广州郊区的从化民乐茶场。虽然是广州郊区，但农村的贫穷与困乏仍然给年轻的杨小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平时的生活很单调，但幸好杨小彦喜爱绘画，中学就已拜师学习，老师是当年《广州日报》的美术编辑单柏钦，算是有一技之长。来到农场不久，杨小彦才开始意识到“一技之长”的好处。那个年代重视宣传工作，因此也就需要适应宣传的美术人才。杨小彦的美术特长让他获益良多，首先就是不用那么频繁地到茶山劳动。这让杨小彦兴奋，比在高中时更起劲地学习美术，提高技艺。不久，他就被抽调到场部，参加了工作队，出墙报和写“运动简报”。半年后，工作队任务结束，因为有美术和写作的双重能力，杨小彦很快给调到场部，在“运动办公室”干起职业宣传工作。很多年以后，杨小彦回忆起这一段经历时说：“幸好下乡了，否则怎么可能会起劲地去学画？不起劲地学画，又怎么能幸运地考上广州美术学院？而且还是最难考的油画系！”大概从那时开始，杨小彦就选择了自己的终生职业，一个是画家，一个是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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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恢复高考，在激烈的竞争中，杨小彦幸运地从几万名考生中脱颖而出，考上了广州美术学院油画系，从此开始了他的艺术生涯。毕业后，分配到广州花城出版社，到文学期刊《花城》当编辑。两年后，杨小彦考上广州美术学院研究生，成为美学家迟轲教授第一代的研究生，学习西方美术史与艺术理论。研究生期间的成绩是丰满的，他发表的论文有几十万字之多，除了发表在《美术》杂志上以外，主要发表在浙江美术学院的学报《新美术》上。大概因为这个原因，杨小彦私底下一直认为，他的学术脉络是和江南联系在一起的，是属于浙江美术学院艺术史的一路。他在研究生期间结识了浙江美术学院的范景中，通过范景中的介绍，杨小彦开始接触英国瓦尔堡学派，尤其是贡布里希的理论，并由贡氏延伸到科学哲学，研讨波普、拉卡托斯、库恩和拉斯斐尔德的著作。这一系列的研究，奠定了杨小彦日后从事艺术研究的理论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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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研期间，杨小彦结识了湖北艺术界的一批朋友，有皮道坚、彭德等，以及哲学家张志扬等人。杨小彦不仅在他们身上学到很多，还以极大的热情投身到“八五美术”运动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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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杨小彦研究生毕业，到岭南美术出版社任职，一待就是十一年，从编辑一直做到常务副社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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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他决定再次读书，并离开出版社。这一次他选择了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师从著名建筑史家吴庆洲，攻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他也从出版社调到了暨南大学新闻系，成为一名普通的大学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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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杨小彦随夫人和孩子移民到加拿大温哥华。这时他已经四十二岁了，突然想起了父亲杨家文，“文革”开始时他也是这个年龄。也许这是一种父子间的命运，人到中年时碰到重大变化，导致了人生的转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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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哥华的日子是平淡的。杨小彦把一块“老彦工作室”的牌子挂到住家的大门外，让客厅变成了工作室，开始对外招收学画的学生。一晃眼间，杨小彦成了一个教画谋生的人。这和国内的状况形成了巨大反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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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杨小彦终于完成了博士学习。又因为一个机缘，杨小彦认识了中山大学传播与设计学院常务副院长邓启耀教授。在邓启耀的盛情邀请下，杨小彦决定回国，担任刚成立不到一年的传播与设计学院的新闻系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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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想到杨小彦回国工作不到几天，杨家文就离开了人世，终年八十一岁。杨小彦撰文纪念父亲，文章题目叫《父亲最后的日子》，发表在当年的《羊城晚报》上。不久就收到了一批报社子弟的短信，其中，不少人读后流下了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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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杨小彦和中大黄天骥教授聊天，黄教授笑着对杨小彦说：“我曾经是《羊城晚报》‘花地’的年轻作者，是你父亲杨家文的组稿对象。”又有一次，杨小彦和中大历史系的刘志伟老师闲聊，刘志伟说：“我知道你要到中大来，很高兴。你要知道，我当年是读《羊城晚报》‘花地’长大的。你是杨家文的儿子，我先知道你父亲，然后才知道你。”这次聊天之后，杨小彦一个人悄悄来到父母的坟前，插上香，默默地做着祷告。墓碑上写着杨小彦当年亲自为父亲撰写的对联：“诗心乃大，歌罢方寸柔肠，三江波涌荆楚客；尺幅虽小，说尽天下世事，一代风流晚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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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你在中山大学教新闻，又受聘于广州美院，从事艺术教育。现在很少有人在美术和新闻之间找到平衡点，这跟你的教育背景和家庭有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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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都有关系。进中大是一个历史缘分。80年代时，广州的报纸要过我，但我却选择了出版，因为我看父母做了一辈子的报纸，其中的无奈，我很了解。我对报纸的运作和新闻的写作有敏感，当然，我也在出版社工作了十几年。这大概是我能够在中大担任新闻系主任的“资历”吧。后来我的这个人脉果然有用，我请了很多业界的人来教课。当然，我也在中大教新闻方面的课程。我教过新闻写作、新闻摄影、深度报道、出版与编辑，而新闻学概论这一门课，我居然教了有七年之久。至于我现在的学术方向，准确说是视觉传播学，结合视觉理论与传播学理论，研究信息视觉化的现象。回想起来，我教这么多新闻方面的课程，事后连自己都觉得不可思议。当然，说得过去的是，我所教过的课，基本保证了质量，这背后还是有相当的阅读量做基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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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视觉传播学的观念如何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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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信息视觉化是一种趋势，这说明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传播的时代，一个视觉的时代。今天的传播，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视觉传播。这就叫作信息视觉化。随着数字媒体和互联网的兴起，尤其是智能手机的兴起，传播的方式越来越视觉化。面对这样一个传播与视觉的现实，对信息的视觉化研究，对视觉的传播特征的研究，势必成为显学。今天，已经有学者提出：传统媒体内容为王，今天则是体验为王。今天，我们不仅像阅读文字那样去阅读信息，我们甚至是在“看”信息，在“看”新闻。像法国的居伊·德波，他在上世纪60年代就已经提出了“景观社会”这个概念。就我而言，现在结合传播学，把视觉放在政治传播的角度加以研究，就构成了视觉传播学。也就是说，我是在研究广义的视觉现象。早在1997年，我就提出了文图的关系问题，写了一篇文章《站在文图之间》，收进鲁萌主编的《1999独白》文丛当中。接着，我给《天涯》杂志撰写了《读图时代》，一下子使这个概念流行起来。其实，在这篇文章中，我主要是对这个概念提出一种批判性的判断。2001年我为《读书》杂志撰写了《镜头中的性别现实》，讨论观看当中的文化立场问题。当然，我主要谈的是摄影。之后，我花了好几年时间，对西方的视觉研究进行一些梳理。我为《读书》写的《性感的自然》，就是这一梳理的结果。前些年我为《文艺研究》撰写的《视觉的全球化与图像的去魅化：观察主体的建构及其历史性变化》，算是我对视觉研究的一个总体概括，包括“偶像与反偶像”的交替运动，图像与信仰的内部联系，以及1839年以摄影发明为节点的人类视觉史的划分，都在这篇论文中得到了概括性的说明。其实，这篇文章是我一直在准备中的有关视觉理论研究的提纲，其中包括了我对视觉传播学的总体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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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怀宇：西方学界早就开始研究影像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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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小彦：二战之前有本雅明（Walter Benjamin），某种意义上他是一个在视觉研究领域的先知，二战以前就在讨论机器复制时代的艺术问题。二战以后，西方在这方面的讨论持续深化。20世纪60年代出现了景观主义的社会运动，这一运动和60年代法国的激进运动密切相关。福柯（Michel Foucault）则在《词与物》的开篇讨论到委拉斯贵兹（Diego Velazquez）的《自画像》，从中引申出对人类观看立场的认识。英国的文化批判学派也包含了对日常视觉现象的广泛研究，其背后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依托，而把批判的矛头对准了日益泛滥的视觉生产。美国视觉研究的重镇是芝加哥大学。芝加哥大学教授米切尔（W．J．T．Mitchell）正是一位非常著名的研究视觉理论的大家，当年他主编过一本视觉杂志，认为视觉的力量来自于一种恐惧感。另一个教授克拉里则从艺术与科学的角度，深入地讨论了观察主体的历史性变迁。他的第一本著作《观察的技术》已经有台湾译本，另外一本著作《知觉的悬置》，浙江大学的沈语冰教授正在翻译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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