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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丛书似已“启动”，隗老师把策划者拟定的十位研究对象告诉我，并征询我的看法。记得其中包括洪秀全，而没有曾国藩、梁启超和胡适。我因少小失学，修养差而性鲁直，即冒昧提出：论历史作用，太平天国诚不可谓不大；但就对当时人的影响言，洪秀全恐怕还不如曾国藩（暂不论其“革命”与“反动”）。而近代最能影响其同时代人的，还有梁启超和胡适，这几人最适合古人“知人”以“论世”的取径，应列入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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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原不过顺便说说而已，没想到隗老师立刻予以鼓励，后来洪秀全与另一人果被删去，虽未曾加入曾国藩，却增添了梁启超和胡适。隗老师知道我写过有关胡适的论文，即命我担任胡适一书的撰者。我虽读过与胡适相关的多数材料，却从无为其写传的思想准备，自然不敢受命。但隗老师以胡适的“尝试”精神勉励我一试，并指出胡适列入这套书本由我提出，因此我也有“义务”担任此书的写作。就这样，我成了该丛书作者队伍中唯一由隗老师“提名”的作者（现在回想，原已约定的十位作者，有一两位或只能转写他书，是有些遗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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隗老师既出任丛书主编，立刻强调丛书的学术性（实际上，希望以著作升等的学人也只有写出“学术著作”才有用）。但新的问题很快就产生出来了：一方面丛书主编与一些作者希望强调丛书的学术性，我自己便深知写“通俗读物”需要特定的才能，并非人人能做（中年学人特别忙是今日的共相，我不仅不具备写普及作品的能力，也确实没有这么多时间；若非学术丛书，自然不敢参加）。但在另一方面，学术水准似非“五个一工程”的首要要求，若以获奖为目的，显然需要优先考虑其他的方面。编撰方的一部分人与出版方对此丛书的认知，其实已有较大的不同，而这一点不幸始终未予正式澄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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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后加入者，所以只出席了最后一次编作者与出版方的讨论会。在那次会上隗老师仍强调这是一套学术丛书，而出版社则再次提出希望尽量“通俗”的意见；部分作者则以为，学术著作写得好，也未必就影响销路。对这套丛书的定位，各方其实都在各自表述，不过都比较婉转。对各书“体例”（包括是否使用注释及使用多少注释）是否要一致，也出现了不同意见。后经主编裁定，研究取向和“体例”由各书作者自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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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颇具今日中国文化特色的妥协结局：各方都觉得自己的观点已说明白，并据此操作。结果是主编者按其所理解的编（包括写序言），作者按其各自的理解写，而出版社也按其所设想的那样出。后来其中某书曾引起一些争议，大概即因不同的作者依其自己对丛书的认知和定位去撰写，有的可能是在提高与普及之间走钢丝，有的也许根本就按“通俗读物”的方式在写。实际的情形是，这既非一套学术丛书，也不是一套通俗读物（拙作即尚未达到通俗读物应有的一些要求），大概也只能就各书论各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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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版社以通俗读物的要求操作，所以给各书撰写的时间相当短（出版社对学术研究所需的时间当然了解，若全无积累和前期研究，通常也只有通俗读物才可能在他们要求的短期内完成）。丛书交稿时，隗老师因其主持的重点项目已占去大部分时间，实无余力在短期内全部审阅各书，乃采取抽查方式。由于我是他唯一提名的参与者，且所居较近，就抽看了我那一本。拙作当然也尽量考虑了所谓“可读性”，仍基本是按照“学术著作”的要求写作的，尚能得到他的首肯（我想拙作也可能使他确认了自己所编的就是一套学术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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丛书很快就出版了，由于各书体例不一，遵照隗老师的指示，这套书以单本的形式申请省社科奖。《胡适传》被四川省历史学会作为唯一的一等奖候选者上报，但在上一级评审时引起了争议。据说有人提出，研究胡适这样“落后”的人物，应对其做出有力的批判；而该书不仅未批判，甚至没有与胡适“划清界限”。结果讨论时从一等奖降到二等奖，再降到三等奖。此时隗老师拍案而起，代作者表示拒绝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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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情形，是另一位参与的前辈评委告诉我的，并绘声绘色地描述了隗老师的“拍案而起”。那位评委自己也很诧异，以隗老师向不与上级作对的一贯风格，何以能有那样的表现！的确，对那个年龄的学者来说，为一个刚出道的学者而冒与上级不保持一致的风险，并不是很容易的事。而且，隗老师的作为虽然维持了学者和省历史学会的尊严，但也直接断送了那套丛书获“五个一工程”奖的可能性（有此前科，恐怕连申报都难，遑论获奖）。我想，出版社和策划者一定都非常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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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有内部人士告诉我，其实先已内定，就是三等奖也不可能。据说隗老师拍案之后，有人念了一张纸条，表扬该书如何具有探索精神，甚至文笔也异常好；同时申明学术研究本无禁区，但这样研究胡适，不宜由政府来承认云云（因为那是政府奖）。结果，那一年的省社科奖，历史学科的一等奖竟然空缺，这在当年是相当罕见的。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参与各方，从不同评委到主事者，其实也都尽量以其觉得合适的方式，表述了对学术的不同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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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的年轻人可能体会不到，也不过就在十多年前，中国近代史的研究，还有那样多的禁忌。很多人可能也没注意到，像我这样连杨奎松兄都以为属于“另类”（在奎松兄那里并非贬义）的学者，其实屡屡获得隗老师的指导和支持。如今隗老师已驾归道山，不同人的心目中，隗老师或有不同的形象。我不知上面所说与一般人心目中隗老师的形象是否一致，这却是我的亲身经历，也是我记忆中的隗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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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个人而言，如果没有隗瀛涛老师的鼓励，要将我对胡适的一些看法较为系统地整理并表述出来就教于学界，恐怕还会是相当久远的事。当时勉强成书，或有辱师教，现在也只能自己承担责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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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人物与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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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史书以纪传体著称于世，本书的传主胡适却一则说他“深深的感觉中国缺乏传记的文学”，再则说“中国的传记文学太不发达了”，甚至“可歌可泣的传记，可说是绝对没有”。[1]他的意思或许是中国过去的传记不够“文学”，曾自撰《四十自述》以为文学性传记的尝试。却不十分成功——仅其中第一章类似“小说式的文字”，从第二章起，就因其“史学训练深于文学训练”，遂“不知不觉的抛弃了小说的体裁，回到了谨严的历史叙述的老路上去”。略带讽刺意味的是，“还有许多朋友写信”给他，说后写的“比前一章更动人”。[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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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文史本“不分家”，曾为法王路易九世作传的勒高夫就认为，传记比其他史学手段更能产生“真实效果”，故“与小说家所采用的手段比较接近”。史家“凭借其对于资料和传主所生活的时代的熟悉”对史料进行“剪接”，实即“剥掉这些文献的外壳，让带动历史现实的理念显露出来”，从而展现“真实”。[3]且文笔的感人，往往以生活为基础，并因经历的可分享而使读者生“同情”。若叙事本以能“仿生”而生动感人，便无所谓文学与史学。历史叙述的生动，或即以史学的思想逻辑为后盾，通过表述的严谨而展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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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传记确实不容易写，勒高夫便视历史传记为“历史研究最困难的方式之一”。[4]若写已成“人物”之人，又比一般传记更难。按梁启超的界定，所谓“真人物”，必“其人未出现以前与既出现以后，而社会之面目为之一变”。这类人的“生平、言论、行事，皆影响于全社会”；其“一举一动，一笔一舌，而全国之人皆注目焉”。[5]胡适就是这样一个改变了历史的“人物”——我们现在日常表述皆用所谓“白话文”，这一几千年的巨变，便与胡适有着不可分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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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子贡早就说过，君子之过，就像“日月之食”，其“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论语·子张》）。20世纪50年代中国大陆对胡适的全面批判，遍及哲学、史学、文学、教育、政治等众多领域，足见其在近代影响的广泛。从他二十多岁“暴得大名”开始，胡适一生都是新闻媒体注意的对象。他完全符合梁启超界定的“真人物”，亦即子贡所说的“君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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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正因此，胡适也是学术界一个久有争议而很难处理的题目：前些年是贬多于褒，后来则褒多于贬。趋势虽然明显，但仍存歧义。20世纪90年代后，胡适研究在大陆渐成热点，论著日多，海外亦不少。[6]各家虽仍有争议，关于胡适的许多具体的方方面面，却又已渐有论定的意味，这就更增加了写胡适的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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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表述与历史事实之间的关系，本无限曲折。胡适一生讲话写文章，都有意要清楚浅显，也以此著称于世。然而这位最希望为人理解的思想家，恰又是最不容易理解的。他自己就曾叹谓，许多他细心用力的文章，却不为世人所注意；而随意为之的作品，常多得喝彩。到1961年，他看了别人选的《胡适文选》后说：“你们都不读我的书，你们不知道应该怎样选，还是让我自己想想看。”[7]选他文章的人当然是愿意并认真读他文章的人，但在胡适看来，仍不能算知音。可知他与读者的关系，到老也还是有心栽花花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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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当然有读者一面的原因，从前述胡适写《自述》的尝试便可知，他本以为读者会喜欢“小说式的文字”，却有“许多朋友”认为，他按照“谨严的历史叙述”方法所写的，反“更动人”。而胡适自身的一个重要原因，即如胡适研究者周明之先生所说，他“在不同的场合，对不同的听众，说不同的话”。[8]与晚年胡适过从较多的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说话“有高度技巧”，在此范围内，他又是“有啥说啥”。[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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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唐先生积多年与胡适接触经验的甘苦之言。正因此，对胡适所说的话，就不能全从字面看，而必须仔细分析，才可以从其“高度技巧”之中，求得其“有啥说啥”的真意。胡适一生都非常重视“一致”，主张一个人应言行一致、今昔一致，为此而不惜调整一些与个人相关的记录（详后）。但人是生活在社会之中的，尤其成为“人物”的人，很少能不受时代和周围环境的影响，真正做到今昔的“一致”。中国古人早就主张“多闻阙疑”，或许历史传记与文学传记不同之处，就是能够“懂得尊重因资料匮乏而留下的缺损和空白”，不去“设法填补打碎了一个人一生之中表面的统一性和完整性的那些中断和不连贯之处”。[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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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如勒高夫所说，在历史传记这个“极端困难的领域里”，恰隐伏着“变动中的历史的研究方法”，因为“历史的变动在传记中也许比在别的地方更加清晰”。人能弘道，道亦弘人。一个时代可能因为某个杰出人物而得到表述，某一个人也可能因为时代的重要而引人注目，并在时代被弘扬的过程中表述自己。孟子早就提出“论世”以“知人”的方法，[11]反过来，也可“知人”以“论世”（对任何人物的研究，必对其所处的时代有更深一层的认识）。双向处理孟子的“知人论世”方法，有助于对历史人物及其时代的共同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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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和恩格斯以为，“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这代表着一种观察方法，即“从现实的、有生命的个人本身出发，把意识仅仅看作是他们的意识”。这种观察方法的前提是人，“但不是处在某种幻想的离群索居和固定状态中的人，而是处在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2]故陶孟和强调，“一个人生在世上，必定与他生存的环境有相互的影响，有无限的关系”。要了解一个历史人物，“万不可以把他所处的时势并他所处的环境抛开”。而且这时势环境是立体的，是“过去的生活积久的结果”，要“追溯既往才可以了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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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若要研究胡适的时代，自然要多注意那些得到喝彩的文章；如果要理解胡适本人，则不得不去揣摩那些用了心力却为人冷落的篇章。且两者就像“知人”与“论世”的关系一样，本是互补的。只有在理解了胡适本人及其不为世所注意的一面，明了其为世所知和不为世所知的诸多原因，才能更深入地理解胡适那个时代；同时，也只有在尽可能深入地理解了胡适所处时代之后，才能进一步领会胡适身处特定时代那“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陈寅恪语），以期“还他一个本来面目”（胡适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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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中间文本（胡适自己）和语境（胡适所处时代）的微妙互动关系，是本书试图着力之处。本书初版后，很多读者都注意到其与很多传记的写法不同，如一开始就专辟一章来讨论传主所处的“语境”，便曾使一些评论者感到不习惯。其实，为已成历史“人物”者写传，常不得不如是。勒高夫为路易九世作传，便“经常中断对他生平的叙述”，以交代“他在不同时期中所遇到的那些问题”。他谦称“这些不同时期各有其标志，它们令历史学家感到困难”，而自己“试图把这些困难的性质交代清楚”。[14]实际就是他对这些时代“标志”的理解与其他史家不同，故不能不“中断”对传主的叙述以说明其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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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写实与写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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