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066422
1706066423
赴京考试之前，胡适并无多少把握。但他以为，如果考取，不但可以上进，而经济上也有直接的好处。因为留学的官费十分丰厚，自用之外还可有余钱贴补家用。“于学问既有益，于家用又可无忧”，的确是一举两得。胡适已做好准备，如果考不上，“则仍回上海觅一事糊口，一面竭力预备，以为明年再举之计。”而且回上海拟学习的是“德、法文及各种高等科学”，可知胡适那时对中、英文较有信心，但对“各种高等科学”，则知自己的学力尚不足，惟要考的决心已定。实际上，这也是胡适唯一的上进之阶梯，故虽“成败尚不可知，然此策实为最上之策”。[72]
1706066424
1706066425
“自命为新人物”的胡适这时一心要考取的心态，与以前科举时代的读书人实没有太大的差别。胡适考取庚款留美后，胡母给他的信中说得很明确：“此次出洋，乃汝昔年所愿望者。今一旦如愿以偿，余心中甚为欣幸。”这充分说明出洋是胡适的宿愿，主要不是他后来说的因醉酒后的觉醒。胡母当然并不止是为儿子高兴，同时也因为“汝得偿出洋夙愿，吾家家声从此可期大振”。胡母于困境中出重金培养儿子，正是为的这一天。在这封给儿子的信中，胡母曾说胡适“刻下想已抵美京入学”。胡适所去的学校并不在美国京城，读书而必在京城，不也是科举时代以为入了国子监一类观念吗？母子二人，心态颇能相通。其间的联系，正在胡适少小时母亲有意的培养。[73]初到美国的1911年旧历元旦时，胡适曾有一诗说到“可怜逢令节，辛苦尚争名”，明确道出他留学的一个主要目的是“争名”。[74]
1706066426
1706066427
在胡适的心理活动中，与他自己在做人的“率性”与“作圣”之间的徘徊并行的，或者还有一个上海所代表的“新教育”与绩溪所传授的“传统教育”之间的紧张。朱文华先生以为，胡适“既有士大夫意识的残余，也有资产阶级商人气息的痕迹”。这话虽有些标签化，如果将此视为绩溪与上海两种社会教育在胡适身上不十分融洽的并存，则是有所见的。胡适在中国公学期间一直不肯剪辫，在某种程度上或者也是这种紧张的一个反映。到他最后出国留学时，终于将辫子剪下并寄回家保存起来。[75]这次剪辫或许有点象征性，它提示着“上海”对“绩溪”在胡适心目中意识层面的胜利；胡适似乎已决定将某种东西割舍并留之于家乡了。他是否充分意识到这一点，还很难说，但取舍的选择是明确的。这一割舍对胡适能敞开放松地充分吸收美国教育是一重要前提。这样，他后来在对自己一生教育的自我评估中，就能给留学时期以高度的肯定，而无意中低估了家乡教育的重要性。
1706066428
1706066429
用今日的话来说，胡适的考取庚款留学，是一个集体的成就。亲友为之筹集巨款（“巨”指对胡适当时的经济境况言）；老师王云五为之补习英文算学；二哥陪他到北京，并为他找到好朋友杨景苏帮忙。在此以前，胡适学业上的每次转机，关键时刻都有二哥或他的“关系”在起作用。这次也不例外。杨先生不仅为胡适安排廉价的住宿，更重要的是指点他读《十三经注疏》。胡适过去基本是宗宋学的，从这时起才开始读“汉儒的经学”。后来他以考据文章得“国文”一科的满分，考前的临时抱佛脚是起了相当作用的。正如胡适自己所说，“没有这些好人的帮助”，他的北上考试和后来出国都是不可能的。[76]而胡适一向有“君子善假于物”的特长，最能把别人的帮助运用得恰到好处。
1706066430
1706066431
如果把胡适的考取视为海上的冰山，则其水下的部分是远大于水面那峰顶的。这样的“集体成就”正是中国文化传统社会功能的体现。中国传统科举制在理论上是对各阶层开放的，但其开放性常为经济的原因所限制，因为贫富确实可置考生于实际不平等竞争的情形之中。历代许多穷困者因读书而“发迹”的故事那一座座冰山之水面下，都充满了类似的各种“集体”帮助。如无此种“集体”社会作用，科举制的开放性就是一句空话。中国历史上之所以未出现西方那样的教育体制以至今人爱说的什么“民间社会”（civil society），正在于那些制度（institutions）的社会功能在中国社会中已得到不同程度的发挥。从具体的社会制度和组织看，中国确无西方那种特定的“民间社会”；但若从功能看，中国的民间社会恐怕比西方的——至少是近代西方的——还要有力得多。我们只要对比一下近代中西政府组织机构的大小，就可知哪一边“社会”的作用大。这个问题当然不是这里可以论述得清楚的，但胡适的经历的确可以给喜欢讨论“民间社会”的人以启示。
1706066432
1706066433
* * *
1706066434
1706066435
胡适一生，正是依据父亲胡传总结出的做人的道理，在“率其性”和谨勉以学为人之间游移，始终向着“作圣”的方向努力，但也不时要有所“率性”。他一生“做人的训练”，主要受其十几年跟随父母生活的影响。那段生活带给胡适一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态，明显体现出“超我”对“本我”的抑制。按他父亲的教导，可以说是偏向“作圣”的一面。胡适后来遇压力即反弹，压力越大，反弹越强，颇有点“率性”的意思，但大抵都可从这种自我保护的防卫心理去考察。同时，少年的艰辛使胡适又特别珍惜来之不易的名声。所以，他在得名之后，除了有时对外来压力的反应外，所行之事，多半是谋定而后动，又很能约束其“率性”的成分。这在分析胡适后来的作为时也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1706066436
1706066437
后天伦理作用特强是胡适一生行事的主流。他在1914年时曾“清夜自思”过去十年的经历，自我总结道：自到上海以来的新学训练，使他成为一个“社会中人，深于世故，思想颇锐，而未尝不用权术；天真未全漓，而无高尚纯洁之思想，亦无灵敏之感情”。胡适以为，这是他“去妇人社会”太久的结果。实际上，这恐怕更多与他在家乡时养成的防卫心态有关。不过，胡适在思念家乡的“久处妇人社会”之时，或者于无意中回想起了母亲“每为余道吾父行实”。那为人要“率其性”的父训，虽久遭压抑，究竟并未置之脑后，此时就在起作用。他认识到，“吾十年之进境，盖全偏于智识（Intellect）一方面，而于感情（Emotions）一方面几全行忘却”。结果是他“几成一冷血之世故中人，其不为全用权术之奸雄者，幸也，然而危矣”！[77]这是胡适少见的措辞严厉的自我批判。其所强调的，正是太注重“作圣”而忽略了“率性”。后来胡适虽有意识地“注重吾感情一方面之发达”，但总的来说还是“作圣”的一面为主流，特别是在得了大名之后。因此，胡适一生种种的“开拓”与“落伍”，多少都可以由此少年经历去观察。
1706066438
1706066439
同时，正是清末的城乡差别，特别是安徽乡间私塾尚未沾染口岸风气的传统蒙学教育造就了后来被认为是启蒙大师的胡适。生在上海，比胡适大三岁的顾维钧，在读完仅教识字的私塾后，便直接进入教会学校，以后的教育是越来越西化，结果到晚年还必须强调自己的中文可以写得“通顺”。[78]实际上别人也曾说过顾氏的中文好，但一般人之所以有他中文不好的认知，正是因为其他许多从小受西化教育的人有此通病。生在北京，比胡适小两岁的梁漱溟，则是在读完《三字经》后就读新派的《地球韵言》，然后进了北京第一家新学堂——中西小学堂。梁漱溟的父亲梁济，后来是殉清的，从根本上只能归入“保守”一路，不好算作十分趋新者。他的家庭教育尚且如此，其余可以想见。[79]
1706066440
1706066441
所以那种眼睛盯着少数不世出的精英分子的中国传统教育，只有在与口岸没有怎么“接轨”的乡间还基本存在，在新学占了上风的大地方反已衰落。而胡适正靠着这点“国文”的训练，在那“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上海新学堂，打出自己的天下，初步树立了这个少年乡下人的自信。也是靠着旧学的基础，再加上澄衷学堂的英文训练，胡适得以击败全国各地的许多学子，不过“一个月不曾看一场戏”，就能飞上枝头变凤凰，一举步入了庚款留学生这一真正全国性的少数精英群体。
1706066442
1706066443
[1] 参见《口述自传》，第4—18页。
1706066444
1706066445
[2] 《四十自述》，第44—46页。
1706066446
1706066447
[3] 《四十自述》，第34—35、71页。
1706066448
1706066449
[4] 参见石原皋《闲话胡适》，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再版，第23页；《胡适致胡敬仁》，《胡适研究丛录》，第206页。
1706066450
1706066451
[5] 胡适日记，1914年6月8日。
1706066452
1706066453
[6] 《四十自述》，第53—54页。又见胡适在Living Philosophies（New York：Simon & Schuster，1930，reprint，1942）中的自传条目（以下只引书名），p.239.也参见李敖《胡适评传》，《李敖全集》第8册，台北，1983，第391—392页。关于“超我”，参见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收在林尘等编《弗洛伊德后期著作选》，上海译文出版社，1986，第157—209页。
1706066454
1706066455
[7] 《四十自述》，第55—57、32—33页。
1706066456
1706066457
[8] 《竞业旬报》第25期，转引自李敖《胡适评传》，第512页。
1706066458
1706066459
[9] 《四十自述》，第68页。
1706066460
1706066461
[10] 《四十自述》，第36页。
1706066462
1706066463
[11] 这一点承翟志成先生提示，谨此致谢！
1706066464
1706066465
[12] 胡适在留学时的日记（1916年7月29日）中曾指出“知其不可而为之”和“不知老之将至”是真孔子的精神。而胡一生所为也正符合这两条准则。
1706066466
1706066467
[13] 唐先生语见《口述自传》，第22页注14。
1706066468
1706066469
[14] 参见《口述自传》，第11—18页；《胡觉致胡适》（1911年夏），《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8页。
1706066470
1706066471
[15] 胡适与任鸿隽1916年7月往来信函，均收在1916年7月30日胡适日记。
[
上一页 ]
[ :1.706066422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