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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胡母致胡适》（1910年9月），《安徽史学》1989年第1期，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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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胡适日记，1911年1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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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朱文华：《胡适评传》，第40页；《谈话录》，第1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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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四十自述》，第176—1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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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胡适日记，1914年6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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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顾维钧回忆录》第1册，中华书局，1983，第521、10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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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梁漱溟：《忆往谈旧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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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四章 留学：再造文明的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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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说，胡适在美国留学的七年“是他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1]以今日的后见之明看，胡适选择的志业就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而七年的留学生活，就是为其后来的志业做准备。这对胡适而言，是非常清晰地有意识而为之的。要解读他在这段时间所形成的思想，不仅要细绎其文本，还要如陈寅恪所说，“旁采史实人情，以为参证”，从考察他的美国生活经历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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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美国：吾所自造之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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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于1910年8月离沪，9月抵旧金山，休息两日后，乘火车到达康乃尔大学，入农学院。胡适之所以选农学为专业，以及他后来的转专业，都有二哥的影响。在胡适的心目中，二哥“是很有学问的，可惜早死了”。他出国前，“家兄特从东三省赶到上海为我送行，以家道中落，要我学铁路工程，或矿冶工程，他认为学了这些回来，可以复兴家业，并替国家振兴实业。不要我学文学、中学，也不要学做官的政治法律，说这是没有用的。当时我同许多人谈论这个问题。以路矿都不感兴趣，为免辜负兄长的期望，决定选读农科，想做科学的农业家，以农报国。”不过，这可能也并非全是二哥的意思。胡适在考试前给母亲的信中，已说到如果考不取，则拟回上海学习“德、法文及各种高等科学，以为明年再举之计”。这里的“各种高等科学”固然是为了考试，但是否也暗含着择业方向的可能性呢？[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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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之先生注意到，胡适在上海时就坚持学英文，提示了“当时的价值观”，信然。但他继而认为小胡适一度专心于算学是“中国文化吸引力的迅速减退”这一“时代潮流”的反映，似就太过；到后来说中国读书人多选自然科学为专业是其“不断深化的异化感”的标志，也颇勉强。因为胡适还在中国公学时即已放弃对算学的热情，但那几年的时代潮流却未见什么特别的变化。而且胡适选农科为专业，在意识的层面是否有那么多层思虑的转弯，都是需要证明的。近代中西新旧间的关系复杂，中国知识青年的向往科学，确有厌旧尊新之义。但“异化”的深浅，实因人而异。许多人“异化”的程度，其实也没有我们今日想象的那么深。以那时人的见解，科学为中国所缺，而文科则中国尚强，至少也有余勇可贾。留学本要学中国所无者，当然以自然科学为正选。朱文华先生指出：“农科与茶叶的关系也很密切”，这是有所见之语。家里开着茶叶铺的胡适，那时又哪能梦见几年后的飞升，既然要在自然科学方面选，以保险计，也是选农科为佳。[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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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况，如胡适自己所说，康乃尔大学是“农科最著名，为国家农科大学”。凡读农科者不缴费，故“一年可省一百五十金，可谓大幸”。[4]这个经济上的考虑，对至少在理论上有养家之责的青年胡适，肯定是重要的。胡适此时对康乃尔大学的了解也略有误差。康大虽是私立，其农学院却是政府资助的州立，所以免学费。胡适此时英文尚不甚佳，不知state一字在美国主要指州（早年译作省）而非指国，故误以为国立。到后来英文渐佳，在1914年1月23日的日记中，已知康大农学院是“省立”而非“国立”了。他所说的农科“最著名”，大约也有误解的成分。像康乃尔大学这样的常春藤名校，其农学院即使在那时的美国排名第一，在学校里面的地位也不可能到最著名的程度。胡适后来转入的哲学系，倒真是康大的一块牌子。这是否也是他转系的原因，尚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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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到美国，胡适即对美国社会大为倾倒。他说：“美国风俗极佳。此间夜不闭户，道不拾遗，民无游荡，即一切游戏之事，亦莫不泱泱然有大国之风。对此，真令人羡煞。”最后一句颇能道出胡适的心事。他对美国的种种虽然所知尚在表面，却暗中处处在与中国的情形比较。嘴上说的美国或不免有理想化的成分，心中想的却是中国的种种不如意的情景。西人在公众场合的有礼貌和市容的清洁，多少年之前就使郭嵩焘以为是三代之治的重现，此时又再次感动了胡适。的确，以当时美中两国城市的景象，若由一个无成见的外星人分别做一次几日游，恐怕印象的优劣也会和胡适的差不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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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对美国的许多好感，很可能就是因为那里的一些“上等缙绅之家，待中国人极优，时邀吾辈赴其家座谈”。美国人那种肯为自己民族自愿宣传的习俗，的确是中国文化所缺乏的。而且，胡适住在纽约时还能请女佣打扫房间，其为买报纸而“步行”了六条街又“步行”回去，晚年都还记得以作为其急于要看报的例证，他留学日记中记载的出门所乘车船也多在二等以上，可知他在美国过的是已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水准的生活。这些都是胡适曾攻击过的庚款所赐。胡适在上海时曾斥责美国把庚款退还中国是“怀着诡计”。清政府不识，还“把美国感激得了不得，仿佛奉着个大慈大悲的菩萨一般”。但他后来留美却正因考取此款。而且庚款的用处的确大。一个在上海这个假洋场有时不得不将东西送进当铺的小学穷教师，突然在真正的西洋之邦使唤起婢女来，其变化之剧，真可以用霄壤之别来形容。感觉怎么会不好？而且庚款学生的收入超过一般美国学生，每日不愁吃穿，不必与美国人在生存上竞争，美国人竞争时丑恶的一面就未能在胡适面前暴露出来。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那批庚款留学生不知另一类开饭馆、洗衣店的华人的疾苦，同时也没有在美国讨生活，所以只看见美国好处，对美国一往情深，是颇有心得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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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是以善观察著称的。他在《非留学篇》中说：“留学生不独有求学之责，亦有观风问政之责。”胡适在留学时的日记中每以“觇国者”自居，而其所觇之“国”，其范围又不仅是政治，也包括文化、社会风俗、教育等许多方面。故其对美国不甚光明的一面，其实也有不少了解，有时只是深藏不露而已。观其后来对中国出国人士的教诲，则美国人对中国人的歧视他其实又何尝不知道。1928年，中国公学的学生周楠将出国留学前，胡适对他说：“许多外国人歧视我们中国人……所以你出国后一定要注意一言一行，保持我们炎黄子孙的好形象。”这是胡适的一贯思想。1961年劳幹受聘到芝加哥大学，将去，胡适告之以要记住他是“一个中国学者的身分了，到美国后，切莫省钱，有损中国学者的体面”。[6]胡适知道要维持中国学者的体面确实不易，足见其对许多中国人因省钱而丢面子并非不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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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适不仅了解“美之乡民，以为凡中国人皆洗衣工”；而且在康大校园里就曾数见种族歧视的事例。在胡适就学于康大期间。该校的白人女生以种族歧视，曾两度试图拒绝有色人种女生同住校舍。两次事件中，民族主义情绪其实颇足的胡适都是站在反种族歧视一边的。1911年的第一次，校长否决了白人女生的请愿。三年后该校白人女生再次上书校长要驱逐两黑人女子出女生宿舍。校长初已同意。康大世界会的人乃力谋挽回之。此时已经以“最痛恶种族恶感”而著称于校的胡适积极参与了此事，为之写信给该校日报，终使校长收回成命。[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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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同时也知道，就是那些主观上颇同情“弱小民族”的美国人，其下意识中仍有自我优越感存在。他参加的康大学生世界会，其成员除外国学生外，就是比较喜欢和同情外国的美国学生。一日有菲律宾学生演说宣传菲自主，而世界会有人却“嗤之以鼻”，并有美国学生对胡适说，美国如果让菲律宾人自主，不过是让日本人来侵占罢了。胡适听了，“鼻酸不能答”，只好点点头，回来后慨叹道：“呜呼，亡国人宁有言论之时哉！如其欲图存也，惟有力行之而已。”[8]同情外国的美国人之观念尚且如此，胡适能不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吗！此时他已定下了爱国救国不能徒发空言，而必须落实在行动上的决心。胡适很清楚，不能自立，就谈不上自主，谈也无用。来美不到一年，他对西方人的了解已较深入了。不过他对美国主要是见其好处，说的时候更基本不说其坏处，也是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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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这种对美国文化和生活方式之光明一面的倾慕，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号称十二三岁就已是无神论者的他，竟然于1911年入了基督教。1911年6月中旬，胡适得知他的好友程乐亭去世，心中难受，就去参加基督教会办的夏令营，想“借彼中宗教之力，稍杀吾悲怀耳”。在夏令营期间，连日听有名传教士演说，特别见到他中国公学时的同学陈绍唐因入教而“言行真如程朱学者，令人望而敬爱”，颇觉耶教“变化气质之功，真令人可惊”，遂有“奉行耶氏之意”。他在6月17日给章希吕写信，讲到在基督教夏令营这些感受，还说“现尚未能真正奉行，惟日读Bible［《圣经》］冀有所得耳”。但第二天再听陈绍唐讲教义，“大为所动”，决定“自今日始，余为耶稣信徒矣”，那天晚上即在讲道时当场起立自愿入教。但是胡适终不能与耶教相得，从1912年起就逐渐“淡出”而脱离了教会；几年后回想起来，又认为是教会“用‘感情的’手段来捉人”，反而“起一种反动”，深恨教会这种玩“把戏”的行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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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明之先生对胡适的加入基督教有颇为深刻的分析。他认为无神论者胡适之所以能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先已接受了西方文化，并将基督教作为“优越的”西方文化之一部分而接受。[10]而传教士正是最强调文化的“整体性”的。的确，胡适在中国读书的十多年间，正是西方文化优越观在中国士人心目中确立之时。胡适的入教，正像其割掉辫子留诸国中一样，也确实有想疏离于“野蛮落后”的中国而认同于“优越的”西方之意。而且，就是他后来大讲的世界主义，其中也不无此类蕴涵。有意思的是，胡适的最终捐弃基督教，却是根据的文化可分论。他在对西学有较多把握之后，就将西方文化一分为二，在基督教的传播方式上看到了与中国的“村妪说地狱事”、塑造“神像”、“佛教中之经咒”以及“道家之符箓治病”等同样“野蛮”之处；基督教既然与“野蛮”的中国相类似，其不属于那“优越的”西方即不言自明，当然也就不必对之尊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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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胡适对基督教的反感，还在于更早就有的对传教士和整个西方在中国行为的不满。就传教士个人来说，他们到异端国家去就是为了教化化外之民，所以“当和我们一起时，总带有傲慢的保护者的高人一等的神态”。胡适在谈到传教对象时无意中从“化外之民”转换到“我们”，说明这是根据他自己的观察，那自然只能是在中国。这里的传教士已经有些“文化帝国主义”的意味了。就基督教国家来说，到1915年胡适因中日“二十一条”交涉而心绪烦乱时，更直接指斥它们对待弱小国家全持帝国主义态度，完全不符合基督教的教义。在把这些“野蛮”和具有帝国主义性质的西方事物拒绝摒弃之后，胡适心目中的“西方”就只剩光明了。故文化可分论虽然使胡适捐弃了“西方整体”之重要部分的基督教，却也同时净化了他心目中的“西方”。他能长期看到西方的光明一面，正在于此。胡适思想行为表面上的矛盾现象，由此视角去观察，也就没有什么矛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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