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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日记，1914年6月7日，下段并见8月16日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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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胡适日记，1914年8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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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6月30日，1925年9月日记中所附“南行杂记”，1926年8月23日及所附根内特同年3月5日致胡适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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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胡适日记，1914年7月12日、6月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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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5年2月22日、1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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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4日、1917年4月11日、1914年8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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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胡适日记，1916年6月9日；《谈话录》，第143页；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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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胡适日记，1917年1月27日；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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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口述自传》，第51页；《胡适致任鸿隽》（1916年7月26日），收在1916年7月30日胡适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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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胡适日记，1915年8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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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五章 关怀：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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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留学七年是胡适“一生思想和志业的定型时期”，他在这段时间究竟选择了何种志业呢？换言之，他“讲学复议政”的打算是为了什么？如果说胡适选择的志业是要为中国再造文明，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而最终使中国达到能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大概没有人会反对。那么，他又形成了什么样的思想呢？许多人会说胡适是个自由主义者，终生为在中国实现自由主义政治而努力。他接受了现代自由主义是毫无疑问的，但胡适在留学期间形成的有系统有特色的思想，则不能不首推他的世界大同主义。这一思想，仍是要在理论上论证中国应有与欧美国家平等的地位。贯穿在胡适志业和思想里面的，就是对祖国深挚的爱，是一种典型的民族主义的关怀。而胡适一生，又恰恰对民族主义始终有那么几分保留，常常被人称作西化派。为什么会出现这样深具诡论意味的现象？要弄清这一点，不可不对胡适再造文明的志业和他的世界主义进行认真的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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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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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既然立志要做国人的导师，他对中国国内局势的关怀，就远远超过许多留美同学，所以别人才说他“知国内情形最悉”。他一直留心国内政局的变化，并随时做出反应。这些反应往往表达了胡适自己的政治观念，而且反映了潜藏在这些政治观念背后的思绪，值得略作参考。辛亥革命起，胡适起初担心国家从此不能统一，想起头一年所做的《重九词》有“最难回首，愿丁令归来，河山如旧”的语句，以为“竟成语谶”。一年以后，胡适的心情就轻松了许多，他从报上看到对他影响甚大的梁启超归国，京津人士都很欢迎，“深叹公道之尚在人心也。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大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世界大势者，皆梁氏之赐，此百喙所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百十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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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冬，中国局势又呈乱象。在中国海关任职甚久的英人濮兰德恰在美到处游说，“诋毁吾民国甚至”。胡适“读之甚愤”，写信给《纽约时报》驳斥之。当濮兰德到康大演说时，胡适当场起来质问，使其颇狼狈。濮兰德的到处演说也使各地的中国留学生感到激愤，群思抵制之方。胡适在康大的学生集会上建议成立一个通信部，“译英美各报反对吾国之言论，以告国中各报，以警吾国人士，冀可消除党见之争，利禄之私，而为国家作救亡之计。”消除党见以利国家的和平统一，是胡适对中国政治的一贯思想。1914年11月，他见报载汪精卫等与孙中山约，不起三次革命，而北京政府也开党禁，赦免革命党人，甚以为喜，以为这样“祖国政局可以和平了结，真莫大之福”。此事后来得知并不完全准确。但胡适认为解决时局的责任确实主要在政府一面，如果“政府不许爱共和之志士以和平手段改造国家，而夺其言论出版之自由，绝其生路，逐之国门之外，则舍激烈手段外别无他道”。简言之，“政府手段一日不改，则革命终不能免。”胡适已表明了极强的希望中止内斗以获真统一的意愿，但其立场基本仍在革命党人一边。[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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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初，胡适大约将此观点告知他二哥，并主张“中国须［第］三次革命”，结果遭到二哥痛斥，说他“丧心病狂”。时值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北京政府的民众支持率正高。二哥在4月22日回信中告诉他，革命党人在国内很不得人心，要胡适在思想上“痛与绝之，一意力学。否则为彼所染，适以自陷”。此后胡适的政治态度有明显修正。在1915年一篇题为《中国与民主》的文章和1916年给韦莲司父女的信中，他认为革命是进化过程中的必要阶段，而他对中国的革命党人也确实同情，但并不赞成当下即起一个革命，因为中国还没有造好政府的必要条件。胡适并不像革命党人那样担心袁世凯称帝的问题。他指出，在中人以下者的心目中，“名”是有相当重要的意义的。“广大的中国青年一代虽然并不确切了解共和是怎么回事，却长期怀有共和的梦想。”在胡适看来，帝制派虽也爱国，但他们和袁一样都属于过去，其所作所为对“少年中国”的进程不会有什么影响。“少年中国一直为在中国建立真正的民主而努力奋斗；少年中国信奉民主，它相信获得民主的惟一途径就是实行民主。”[3]这里已经出现了胡适以后公开谈政治的基本要素：他坚持共和，主张以实行民主来获得民主；如果有必要，胡适也能容忍革命，但前提是要有造一个好政府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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换言之，胡适认为，中国的救亡不论是采革命还是改良的取向，首先都必须有可以革命或改良的基础。这就是他爱说的要为中国造不亡的远因。胡适这个思想的一个来源，大概是他的老师马君武在约1906年的《别中国公学学生》一诗中号召大家的：“合力救亡国，发心造远因。”[4]其根本基础则是胡适在前引澄衷学堂时写的文章中已表达出的从兵、学、财多角度全面竞争的民族主义思想。那时他就特别指出当时人读《天演论》侧重的“只是那‘优胜劣败’的公式在国际政治上的意义”，也就是民族竞争的思想。胡适也是那些他希望在民族危机下能“投袂奋兴”的人中间的一个。国耻既因“学不能竞”，同时也表现于学子“无学”，他终于基本接受辛亥革命前读书人的观念，认为民族竞争最终是落实在“学战”之上，故在这方面下功夫最深。而他找到的“最后的解决”也就在此，其有意识的一面，重在思考文化碰撞与移入的问题；而其无意识的一面，就是忧国家之将亡而思解救之道。总而言之，是要造使中国不亡的远因；具体言之，就是为中国再造新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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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已注意到，胡适在留学期间“所最关怀的正是中西文化异同的问题，特别是中国传统在面临西方近代文明的挑战时究竟应该怎样转化的问题”。他这段时间的见解虽然在变，关怀的问题则始终如一。[5]如前所述，胡适在1914年已将中西之争视为两文明之争。他以为，在西人为世界造新文明时，中国尚在酣睡。面对“挟风鼓浪，蔽天而来”的新文明势力，中国数千年之旧文明“乃如败叶之遇疾风，无往而不败衄”。失败之余，只有“忍辱蒙耻，派遣学子，留学异邦”。中国从数千年“东亚文明之领袖”一变而为“弟子国”，在胡适眼中乃是“天下之大耻”“吾国之大耻”。胡适之所以要“非”留学，其根本原因就在留学是文化竞争失败即“学不能竞”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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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907年，胡适在上海看轮舟快驰往来，“时见国旗飘举，但不见，黄龙耳。”[6]其忧国家之将亡的心情，与当年胡林翼在长江上看见外国轮船飞驶时如出一辙。1910年胡适去美国，船经日本，见日人因朝鲜被正式并入日本而狂欢。他目睹朝鲜亡国，想起中国情形不佳，心里不舒服。“船上有些同学上岸去看，我就没有上岸去。”这个港口不知是哪一个，因为他途经日本长崎、神户、横滨时，“皆登岸一游。但规模之狭，地方之龌龊，乃至不如上海、天津远甚。居民多赤身裸体如野蛮人，所居屋矮可打顶，广仅容膝，无几无榻，作书写字，即伏地为之。此种岛夷，居然能骎骎称雄于世界，此岂非吾人之大耻哉！今日韩已合并矣。韩之不祀，伊谁之咎？吾国人犹熟视若无睹然，独不念我之将为韩续耶？呜呼，伤已！”[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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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3月，二哥来信说到他在东北“细察情形”，发现“日人事事布置周密，所未成熟者，不过十分之一分。将来此一分全满后，恐东三省地图之颜色又将改变”。胡适在两三天后致友人的信即“颇多感喟之言，实以国亡在旦夕，不自觉其言之哀也”。他自己在日记中说，连日来“日所思维，夜所梦呓，无非亡国惨状”。其所和朋友诗已有“应怜何处容归鹤，只有相携作鬼雄”的句子。这正是他所说的“天涯故人，时念故国”的深情之表露。日本的威胁也使他认识到“中国之大患在于日本”。[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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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所至外国，凡有所见，必与中国相比。以他在上海做“新人物”的经历，应该读过一些晚清人所写的日本习俗正是中国古俗的文章。今竟以“岛夷”蔑视之，不知是否因为中国公学那些留日学生的水平使他先存对日本轻视之心。胡适一生对西方那种又羡慕又忌恨的心态最多只是若隐若现，但对曾向中国学习，如今却学西方且颇成功的日本，则在羡慕仇视之余，还带有几分轻蔑。不过他也曾读过晚清人关于“黄白种争”的言论，在更广义的东西方文化之争中，同为黄种的中日，又应当是盟友。此时他了解日本尚少，到美国后见日本的强大，逐渐认为日本是“完全欧化之国”，开始重视日本。胡适感到“吾国学子往往藐视日本，不屑深求其国之文明”是大误，曾下决心要好好研究日本文化。[9]后来归国后接触了钱玄同和周氏兄弟等留日生，1927年又再游日本，眼见其进步之速，远非中国可比，他对日本的观感就更加大不一样了，但对日本终存某种程度的小视之心。而胡适对日本的观感变化，多少都透露出他对西方态度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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