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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43 [32] 胡适日记,1914年12月12日,1915年1月27日、2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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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45 [33] 胡适日记,1915年3月3、1、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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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47 [34]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3期,1992年9月,第84—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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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49 [35] 胡适日记,1915年10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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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51 [36] 胡适日记,1915年3月1日、4月27日;Living Philosophies,p.2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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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53 [37]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2日、3月1日及所附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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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55 [38] 胡适日记,1914年10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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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57 [39] 本段与下段均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3月22日中所附的演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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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59 [40] 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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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61 [41] 胡适日记,1916年1月29日,1914年1月23、25、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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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63 [42]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17年3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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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65 [43] 胡适日记,1916年1月25日;胡适:《致〈甲寅〉杂志记者》,《甲寅》第1卷第10号,1915年10月10日,第2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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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67 [44] 陈独秀:《爱国心与自觉心》,《甲寅》第1卷第4号,1914年11月10日,第1—6页;秋桐(章士钊):《国家与我》,《甲寅》第1卷第8号,1915年8月10日,第11页;梁启超:《政治之基础与言论家之指针》,摘抄在胡适日记,1915年5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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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69 [45] 《许肇南致胡适》(1915年10月23日),收在胡适日记,1915年11月25日,并参见日记,1916年1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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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71 [46] 《日知录·正始》:“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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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77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六章 尝试:再造文明的起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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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79 1917年3月,胡适将归国,在日记中记下了原出《伊利亚特》,而为19世纪牛津运动之领袖纽曼(Cardinal Newman)所常道的格言:“如今我们已回来,你们请看分晓罢”,认为此语“可作吾辈留学生之先锋旗也”。[1]尚未归国,已有让人看到区别的意思,充分体现了经长期预备的胡适对自己将扮演之社会角色的自觉。后来他更浅白也更谦和地将此语翻译为“现在我们回来了,你们请看,便不同了”;在回国初年的演说中,也不止一次引用并曾以英文读之。[2]实际上,胡适还未归国,已因在《新青年》上提倡文学革命而先声夺人,区别已出现了。这一革命,不久就扩大为新文化运动,对中国思想、社会和政治等方面影响深远,已是非常“不同”了。这当然不是胡适一人之力,也不仅仅是归国留学生之力,但胡适的个人作用也是相当突出的。对胡适来说,这就是他再造文明志业的起步了。本章就主要考察胡适在这一从文学到文化的运动中的努力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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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85 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被人误解的文学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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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87 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暴得大名’最初完全是由于他提倡文学革命”。信然。关于文学革命,学界已研究得较多,但以胡适自己的看法,文学革命“这一运动时常被人误解了”。唐德刚先生以为,胡适的文学批评“是有高度成见的,往往把好的说成坏的,坏的说成好的”。[3]这当然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因为唐先生也是先有一个自己的判断标准,并以此衡量胡适的文学观。但胡适的文学观确有不少“旁逸斜出”的特殊之处。在讨论文学革命的发动之前,先简单考察一下胡适在此前后的文学观和文学史观,也许是不无益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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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89 胡适自称他的文学观是“历史的文学观念”,实际上就是以进化观来解释中国文学史。一般人都知道胡适主张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但较少注意到他认为后一时代的文学通常胜过前一时代的。胡适说,在文学方面,“这两千年来,中国的进步实在很多,退步很少。”胡适把一部中国文学史看作一部中国文学工具变迁史。因此,“唐朝的诗一变而为宋词,再变而为元明的曲,都是进步”。胡适一反大多数人认为宋诗不如唐诗的观点,认为“宋朝的大家实在不让唐朝的大家。南宋的陆、杨、范一派的自然诗,唐朝确没有”。不仅诗,唐人做文章,“只有韩、柳可算是通的”,也不如宋人。至于思想,“唐代除了一两个出色的和尚之外,竟寻不出几个第一流思想家。至于学问,唐人的经学还不如宋,更不用比清朝了。”[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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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067091 胡适也曾用他的进化文学观来解释西方文学史。他在论三百年来戏剧的进步时说,莎士比亚只有在当日才可算是“一代的圣手”,以今日的标准言,“实远不如近代的戏剧家”。胡适认为《奥赛罗》只是一部近代大家决不做的“丑戏”。《哈姆雷特》也“实在看不出什么好处来”。胡的评判基础,就在于他对戏剧以至文学有一根本的衡量标准,即19世纪的写实主义(今译现实主义)。依此去看,以前的戏剧都不足论。不过,胡适的进化文学观又不是完全彻底的。他对西方后起的文学流派也不十分欣赏。据此,他对民初中国那些以为写实主义已过时,说什么“今日的新文学应该谈‘新浪漫主义’了”的新人物,也只视为不可救药的“妄人”。这有可能是因为他看不懂新派艺术作品:留学时曾看过一次,虽由韦莲司解释,终不甚了了;晚年仍说“大部分的抽象派和印象派的诗和画,都是自欺欺人的东西”。[5]更可能是他认为中国的进化落后于西方,现在还没有到写实主义的阶段,当然也就不应率尔越级跳入“新浪漫主义”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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