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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曾终生取笑林纾论古文不当废时所说的不知其所以然那句老实话。但胡适等人提出的解决办法，其实也同样太计及长远而失之简单空疏，无法与再年轻一辈人所向往——且为苏俄革命成功的榜样所支持——而理论又成体系的马克思主义竞争。郭沫若一学到马克思主义那种框架完整、解释明确的社会发展理论，就毫不犹豫地指出胡适过去的研究也是只“知其然”，而他则要“知其所以然”。[73]不同意马克思主义解释的梁漱溟在这一点上与郭类似，也指出胡适对中国社会未能提出系统和具体的论断。[74]林纾是自认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胡适的自信超过林氏，以为他已能知其所以然；但比胡更激进也更“新”的郭氏却主动置胡适于当年林纾类似的位置，这大约就非胡适始料所能及了。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的激进化，的确是日新月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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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时代的广东革命党人钟荣光曾对胡适说，他那一辈人，“力求破坏”，也是不得已。因为中国政象，本已是大厦将倾，故他那一辈人“欲乘此未覆之时，将此屋全行拆毁，以为重造新屋之计”。而重造之责任，就在胡适这一辈人。所以他主张胡适等“不宜以国事分心，且努力向学，为他日造新屋之计”。如果胡适这辈人也随钟氏一辈之潮流而漂流，“则再造之责，将谁赖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胡适本是想要进行建设的，因为上述的种种原因，他也和他那一辈新文化人一样，不久仍以破坏责任自居，而且总觉破坏得还不够。1921年5月，胡适曾对吴虞说，“吾辈建设虽不足，捣乱总有余”，希望吴在教书时能引起多数学生研究之兴味。是又将建设的责任，留给了下一代。十五年后，到1936年，胡适更对汤尔和说，“打破枷锁，吐弃国渣”是他在“国中的事业”的“最大功绩，所惜者打破的尚不够，吐弃的尚不够耳”。[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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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适的下一代也渐有同样的认知。比胡适小八岁但属于五四时学生一代的闻一多，以前民族主义情绪最强，认为中国只有造枪炮不如西方，文化却比西方更好。但到抗战末期，闻氏“经过十余年故纸堆中的生活”，自以为“有了把握，看清了我们这民族、这文化的病症”，敢于开方了。他开出的方子，就是“革命”；在文化领域，就是重提“打倒孔家店”的五四口号。[76]这已是在五四之后二十多年了，仍然从书中读出破坏的需要来。代代均以破坏自居，而代代均觉破坏得还不够，近代中国的激进化，也就如洪水泛滥，一波盖过一波，而不知所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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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日记，1917年3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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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适日记，1921年4月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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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余英时：《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24页；《口述自传》，第137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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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历史的文学观念论》（1917年5月），《胡适文存》卷一，第45—49页；胡适日记，1921年7月3日、6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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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谈话录》，第6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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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见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新月书店，1928，“引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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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谈话录》，第131、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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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谈话录》，第23、240、66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0页；《四十自述》，第12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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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胡适日记，1915年7月10日、8月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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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胡适：《逼上梁山》，收入曹伯言选编《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第111页。关于胡适思想中把一切学术思想以至整个文化都化约为方法的倾向，余英时师已有详论，参见《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第40—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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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适日记，1914年7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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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本段及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15年8月26日、6月6日，1914年9月13日；胡适《逼上梁山》，第104—105页；《口述自传》，第137—1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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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谈话录》，第280页；胡适日记，1914年9月13日、1911年8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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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口述自传》，第141—146页；胡适日记，1916年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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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胡适自己的叙述则参见《逼上梁山》全文（第104—132页）和《口述自传》第七、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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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梅光迪致胡适》（1916年8月8日），在《年谱》第52页和胡适日记1916年8月各有所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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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胡适日记，1915年9月17、19、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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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胡适日记，1915年2月11日、1916年2月24日；《谈话录》，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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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胡适日记，1917年6月所附“归国记”；周策纵：《论胡适的诗》，收在唐德刚《胡适杂忆》，第274—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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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参见耿云志《胡适研究论稿》，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第242—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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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胡适：《白话文学史》，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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