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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初到北大时，当时北大是章太炎弟子的天下。北大后来能聘到许多欧美留学生做教授，据蔡元培的回忆，还多是因为胡适的介绍。那时北大教授的主力都是留日的东洋派。李敖先生以为，这些人“国学根柢都很深厚，在国学的某些专科方面，甚至可说都在胡适之上。一般留美的学人，按说在这种气氛底下，实在应该教些‘西洋哲学史’等外国学问，而避免在国学上与东洋派抗衡”。[18]而胡适却偏偏教起中国哲学史来，开始时的不见得受欢迎，也应在预料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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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身份认同既然是“留学生”，其所长当然应该在“外国学问”。胡适不开西洋哲学史这样的课，略知西学者如毛以亨就说他的“谦退是有足多的”，言外之意即他开不出来。但也始终有人寄希望于胡适。后来胡适名声树立之后，哲学系一年级学生缪金源于1920年底写信给他，请他编一部《西洋哲学史大纲》，说北大的西洋哲学史课上所发的讲义，“编得和小说一样，固然很好，但稍嫌简陋”。缪氏在信中并明言：“我相信先生的程度，中国文学过于哲学，哲学过于英诗。”虽对胡颇有期望，所言究竟有些不敬，而胡适此时恰在教英文诗一门课。他虽是哲学教授，到北大的第一年，也被任为英文科（那时尚未设系）主任，所教功课实以英文为主。北大对他的认知，于此可见一斑。那时还在哥大留学的张奚若就大不以为然地说：“堂堂大学，尚须哲学教习代授英文，其幼稚情景可想而知。”结果，也有人认为胡适所长就只在英文。1919年3月，清华学校毕业生刘子纯就对吴虞说：“胡适以英文译《孟［墨？］子》得博士学位。”毛、缪、刘皆当时的学生辈，可知胡适在北大一开始口碑确实不算佳。另一个与胡适不甚相得的北大学生冯友兰更回忆说：我们学生中间有人说“胡适胆大脸厚”。[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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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归国时，全北大没有一个博士，他虽还不曾领得学位证书，却提前使用了博士头衔。唐德刚先生说，民初的“中国士大夫被洋人吓昏了头，对自己的文明完全失去了信心”，所以洋学位确足以吓人。同样，胡适对别人视他为“古文家”绝对不承认。他不仅不喜欢汉儒，而且自认使用的是“科学方法”，非汉儒之所能。但对于蔡元培为他的书写序说他是古文家绩溪胡氏的后裔，却默不作声，直到50年代搞口述自传时，才“顺便”纠正这个错误。如果说蔡序胡适事先未看过，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本胡适所促成，稿成后他又为之校读改正。而梁也在此书中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等语。可以肯定是胡明知梁说错而不纠正。这都是他早年养成的自我保护的性格使然。但同时也揭示了青年胡适“在全国最高权威们众目睽睽之下，没有太大的自信心”。[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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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只是像其他许多次一样，属于开始时的那段短短的不如意，胡适很快就打开了局面，他的自信也很快就恢复了。有意思的是，胡适之所以能打开局面，却得力于几个比较有权威的学生的支持。早在京师大学堂时代，许多北大的学生官品就高于教习，出路也比教习要好，所以确曾有放弃教习的位置而宁做学生者。这个传统，恐怕远在什么民主观念输入之前就已使北大的学生有那么一点特殊的优越感；北大的师生关系及学生在学校的发言权，早就与一般的学校不一样了。民国后这种情形在另一层面仍继续：由于办学不久，聘请教授和招生的随意性都较大，有时候学生在某些方面的学问还真的超过有的老师，各种回忆录中几乎都有学生刁难老师的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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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胡适少年受学的经历和当年靠考据得高分而获留学资格看，清季民初整个思想界虽然趋新，从下到上各级主持考试者恐怕都还相当“旧”。或者因为中国教师对西学中自然科学部分的掌握终有限，评判起来较为困难，各级考试时国文仍占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些年的北大学生，特别是文科学生，应不例外。这样，学生中的大多数，很可能因为自己少年受学经历的缘故，当然倾向于接近在国学方面已获学术声望的刘师培、黄侃等人，实际是站在我们今日所说的“保守”一边。这个情形直到1921年吴虞进北大教书时仍未根本改变。历史是由胜利者所“写”，必然偏向于后来取胜的“新派”一边。但我们只要细查北大“新派”学生名留青史者，始终也就是那么几位，就可知其在当年确实未必居多数。蔡元培主持北大时的实际情形，大约是教授中趋新人物多而学生中守旧者众。故新派教授对学生不免有一种提防的心态，陈独秀就颇疑惑《新潮》中人如傅斯年这样不久前还是黄侃高足者，是不是旧的一边“派来作细作的”。[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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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了北大校园内这种“社会史的重建”，就容易理解学生帮忙对胡适的重要了。实际上，立说者的思想要能与各种范围的“社会”发生“里应外合”的作用，从社会视角看，也就是听众是否追随和追随者的多少的问题。在北大这样存在学生地位特殊这一传统的学术社区，听众的功能又更强。胡适的学生顾颉刚记载当时的情形说，听说要由胡适来讲中国哲学史，许多同学颇有疑虑：“他是一个美国新回来的留学生，如何能到北京大学里来讲中国的东西？”顾氏自己也是怀疑者中的一个。这是胡适地位尚高而两人关系也很不错时所说。几十年之后，胡适在大陆已是批判对象，顾氏的说法就更直截了当。他明言，因为胡适年轻，那时才二十七岁，“许多同学都瞧不起他”。[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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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颉刚回忆说，在胡适到北大以前，中国哲学史一课是由陈汉章讲授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胡适接手以后，重编讲义，以《诗经》为材料，做时代的说明；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这一改把我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而不能下。许多同学都不以为然，只因班中没有激烈分子，还没有闹风潮。”顾氏自谓听了几堂课后，听出一个道理来了，就对同学们说，胡适虽然没有陈先生读书多，“但在裁断上是足以自立的”。这个“裁断”，据顾氏晚年的解释，就是指胡适“略去了从远古到夏、商的可疑而又不胜其烦的一段，只从《诗经》里取材，称西周为‘诗人时代’，有截断众流的魄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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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顾颉刚自己虽然早已出入今古文经学之门，在同学中的威信尚不是最高，于是就去找同寝室的傅斯年（字孟真）。傅本是中国文学系的学生，是黄侃的高足，旧学功底极厚，蒋廷黻曾说他句句话后面都有四千年的历史在。而傅斯年又“最敢放言高论”。傅本来对胡适前此比较紧张的那次演讲不甚欣赏，今有顾的说项，就到哲学系旁听了几次，终于表示满意。于是对同学们说：“这个人书虽然读得不多，但他走的这一条路是对的。你们不能闹。”这才帮助胡适过了关。从傅、顾说话的口气，可知学生中旧学第一权威是傅斯年，第二权威是顾颉刚，若非此二人出手相助，当时仍可能闹风潮。后来胡适自己也说，当时许多学生觉得他对古史的处理是“思想造反”，认为他不配教这门课，要赶走他，结果因“在校中已经是一个力量”的傅斯年出面干预而作罢。胡适叹谓：“我这个二十几岁的留学生……面对着一班思想成熟的学生，没有引起风波。过了十几年以后，才晓得是孟真暗地里做了我的保护人。”[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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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开始时这么一段不十分如意的经历，胡适仍一如既往，以发奋用功来对付。在北大学生罗家伦的记忆里，成名后的胡适常很谦虚地说，“初进北大做教授的时候”，因为“发现许多学生的学问比他强”，所以“常常提心吊胆，加倍用功”。胡适晚年回忆，也说他初回国时十分用功。那时胡适下功夫最大的，就是当时风靡北大的太炎学说。毛以亨说，胡适将《章氏丛书》“用新式标点符号，拿支笔来圈点一遍，把每句话都讲通了；深恐不合原意，则询于钱玄同，玄同不懂时，则问太炎先生自己”。胡适自己说，他“工作时兴致来了，不能到了钟点放下来”。所以“夜里总是睡得很晚的”。江冬秀总是事先剥一个皮蛋放在那里，丈夫“工作到肚饿时，就吃一个皮蛋”。这样拼命的结果，学问确实不久就大进，但身体却吃了亏，因用功太过而大病一段时间。毛以亨说：“病愈后胡先生之中国学问，确已有成，真不愧为经生了。”[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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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初到北大面临的挑战并不止来自学生，他在给一年级讲中国哲学史时，就有先来的老师认为胡适不通。胡所发的讲义名为《中国哲学史大纲》。教三年级中国哲学史的陈汉章在课堂上“拿着胡的讲义笑不可抑”，并说：“我说胡适不通，果然不通。只看他的讲义的名字就知道他不通。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现在又有哲学史大纲，岂不成为大纲的大纲？不通之至。”[25]这里大约有文人相轻的意思，但所透露的消息却远不止此。因为“我说胡适不通”时，还只是一厢情愿，或者确有文人相轻的意思；到在课堂上拿着证据“笑不可抑”时，已肯定是真觉得不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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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这个术语本非中国自产，而系从日本人那里转手来的西词的译名，早年国人也有译成“智学”或其他什么的。中国既然无此术语，其实也并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西方哲学最讲究而须臾不可离的“存在（Being）”，中国传统思想中便无确切对应的概念；即使有意思相近者，也不为中国思想家所特别重视到离不得的程度。中国文化本来自成体系，更完全可以不必有什么“哲学”。胡适后来学问日通，就坚持说他研究的不是中国哲学史而是中国思想史，未尝不是据此而发。[26]今日自不必探讨翻译的准确与否，但那时的国人对此并无统一的认知，大致是可以肯定的。在胡适之前的北大，“哲学史”三字当是一整体的概念，即“哲学的大纲”，而不是“哲学之历史”的意思。所以先前的教授才敢据此取笑胡适。我们切不可将历史的电影片子倒着放，以为是那老先生自己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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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顾颉刚读书时，陈汉章是教一年级中国哲学史一课的，他从伏羲讲起，一年下来只讲到“洪范”。而胡适则是丢开唐、虞、夏、商，改从周宣王以后讲起。[27]两人的取向的确不同。对陈氏而言，既然“哲学史”就是“哲学的大纲”，则其用一年的时间只讲到《洪范》正无可厚非。过去中国人本认为中国文化精神以三代为最高境界，当然是主要讲清三代就好。而且，陈氏对西洋名词“哲学”是有体会的。历代学人讲三代，无非对现实有所不满，以神游旷古出之，但也恰好表述了那些人对人类社会的理想境界，与柏拉图写《理想国》，取向略同。那些被认为是三代之文的具体典籍固可是后出，对典籍已出之后的古人来说，特别是对民初讲旧学的人来说，其代表“中国哲学”之主要精神，却不容否认。陈氏本非讲“历史”而是讲“大纲”，自然注重主要精神蕴蓄所在，而不必管是由什么人在什么时候写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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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复申说这么多，当然不是要翻什么案，以贬低胡适所起的划时代作用。也不是说我们今日哲学系的中国哲学课可以取消（但文化体系不同，随意用西方哲学概念套中国思想肯定只能造成“始乱终弃”的结局）。正相反，这恰从另一个侧面揭示了胡适所开的风气之宽广。今日我们所说“哲学史”即“哲学之历史”的意思，就是由胡适开始肯定下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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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总结说：胡适“把北大国学程度最深而且具有领导力量的几个学生从旧派教授的阵营中争取了过来，他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才坚固地建立起来了”。但顾颉刚、傅斯年二人的旧学基础“不但不在胡适之下，或者竟有超过他的地方”。胡适究竟凭什么来争取他们呢？顾氏对胡适讲课的回忆已提示了答案。他说：“胡先生讲得的确不差，他有眼光、有胆量、有断制，确是一个有能力的历史家。他的议论处处合于我的理性，都是我想说而不知道怎样说才好的。”换言之，顾、傅等人“虽有丰富的旧学知识，却苦于找不到一个系统可以把这些知识贯穿起来，以表现其现代的意义。胡适的新观点和新方法便恰好在这里发挥了决定性的转化作用”。余先生进而指出，顾颉刚这段话可以扩大来解释胡适在五四前后思想影响的一般性质。他在从文学革命、整理国故，到中西文化的讨论，“大体上都触及了许多久已压在一般人心中而不知‘怎样说才好’的问题”。结果，不论思想上与胡适接近还是疏远甚而完全不同，都“不能不以他所提出的问题为出发点”。这就是孔恩（Thomas Kuhn，也译作库恩）所说的建立了学术思想的新典范。[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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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截断众流的新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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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英时师借助孔恩的典范理论，已简明扼要地论述了胡适对清代考证学这一典范的革命性突破，及其主要著作《中国哲学史大纲》所提供的“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就是“一个全新的典范”。这是一个继往开来的工作。从胡适个人的学问讲，他显然是继往的东西多；从胡适的时代言，则又是开来的成分重。因为在民初那个时期，学术上继往部分超过胡适的比比皆是，而开来则实无人能过之。在分析胡适的学术影响时，这一点一定要分清楚。进而言之，在承旧创新配合得恰到好处一方面，同时代尤无人能过之。这也是必须记住的。余先生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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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考证学的典范是通过文字训诂以明古圣贤在六经中所蕴藏的“道”。这是他们共同遵奉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在这一系统之下，顾炎武以至戴震的考证作品则发挥了具体的“示范”作用（狭义的“典范”）。绝大多数的考证家都安于在这个“典范”之内从事孔恩所谓“常态的研究工作”（normal research）。他们一部书接着一部书考订，一个问题接着一个问题研究，但是他们并无意在概念上或事实上寻求重大的新突破。由于一个内容丰富的典范往往带来无数的“难题”（puzzles），需要个别地解决，因此它的有效性可以维持一段很长的时期，直到严重的危机出现。所谓危机是指在正常的研究过程中不断遇到重大的“变异”现象（anomaly），而渐为原有的典范所不能容纳。对于这种变异——即意外的新事实——研究者最初尚能稍稍调整典范以求适应。但是最后变异太大，已非调整典范所能济事，那就到了新典范建立的时刻了。新典范的建立便表示这门学术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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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就是一个需要建立新典范的时期。我们看胡适讲话文章中最爱使用的时代分段就是三百年，动辄曰“三百年来”。这也是许多时人爱用的时代分段。梁启超、蒋维乔、钱穆、龙榆生等人的学术史、思想史以及诗词选本，也都动辄冠以“三百年”。这就说明，不管自觉不自觉，时人有意无意间已感到思想学术的“世风”已到该做总结的时候了（很有意思的对比是，讨论政治军事的则常用“近百年”“近三十年”这样的时代分段）。王国维说，清代学术一共经历了“三变”：“国初之学大，乾、嘉之学精，道、咸以降之学新。”他又说：“道、咸以降之学乃（上述）二派之合而稍偏至者，其开创者仍当于二派中求之。”[29]余英时师引用此语后说：“这一深刻的观察和典范说完全相符。顾炎武是清学典范的建立者，故其学‘大’，戴震、钱大昕是这一典范的完成者，故其学‘精’，道、咸以降则‘变异’愈来愈多，典范已不得不时加调整，故其学‘新’。”简言之，“清代三百年的考证学到了‘五四’前夕恰好碰到了‘革命’的关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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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学术的大趋势，就是胡适所谓“‘正统’的崩坏，‘异军’的复活”。这其实也是清代学术内在的发展所逼出来的。清初顾炎武等人既然提倡“回向原典”，经学研究上“训诂明而后义理明”的典范就无可避免地要引申到子学研究上去。因为以先秦古籍的校勘、训诂和考订而言，群经以后便是诸子了。清代的考证就是最初集中在经学，旁及史学，后来再发展到诸子之学。缪钺先生在《汪容甫诞生二百年纪念》一文中论汪中的话说：“容甫治诸子，独能不囿于传统之见，而与以新估价。”因为汪中已见到，“自儒者言之，孔子之尊，固生民以来所未有矣，自墨子言之，则孔子，鲁之大夫也，而墨子，宋之大夫也，其位相埒，其年又相近，其操术不同，而立言务以求胜，此在诸子百家，莫不如是。”余英时师引用这段话后指出，汪中能从墨子的观点去看孔子，证明考证学的内在理路已逐步逼出一种“平等的眼光”。晚清以来章炳麟、梁启超提倡诸子学也更明显地表现出这种倾向。不过，从汪中到梁启超的“平等的眼光”既然是逼出来的，其基本上仍然是无意识的。[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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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随着考据范围的逸出儒家经典，越来越多的“意外发现”使得最初的“明经见道”这一假定出现了危机。这种危机其实也就是孔恩所谓“技术崩溃”（technical breakdown）：不符合典范所期待的变异现象不断地出现了。新发现的文献证据不但不再能支持原有的基本假定，反而动摇了这个假定。从这一角度看，晚清今文学派的兴起虽然背景很复杂，但也显然是对于考证学典范进行一次重大的修正。由于乾嘉以后支离破碎的训诂已不足以明义理，今文学家便提倡从《春秋》与《论语》直接寻求孔子的“微言大义”。同理，清代考据学的兴起固然有为实现“经学即理学”的意思，但到乾嘉考据学垄断中国学术界时，理学早已退到较边缘的地位。也只是到了咸同时期，理学才略有复苏。宋学的影响虽不能与今文经学比，但欲在“明义理”方面修正专讲考据的汉学，却是一致的。早期起来的今文家魏源本身又是理学家，最能体现两方面的共同。而且两者也都不同程度地带有“异军”的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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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军”的复活正是典范危机的表征。但这些“异军”不但依然接受考证学的基本前提，而且也不否定考证学的方法。所以余英时师说，道咸以降之学虽然“新”，他们“并没有建立新的典范；他们的工作基本上仍是调整旧的典范。下及康有为，也依然徘徊在旧典范之下”。尽管他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的内容和方法都已逸出了经学考证的典范，却仍是以经学考证的面貌出现的。乾嘉以来的考据虽一直辨伪疑古，但其并不以疑为出发点，是为“明经”而怀疑或自然而然地达到怀疑一步。而且其怀疑也是有限度的。“在基本‘典范’没有改变之前，康有为也只能怀疑‘伪经’，而不敢再进一步疑他所信的今文‘真经’。这和崔述对古史的怀疑到六经而止步先后如出一辙。”这就可以看到“典范”的限制作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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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1919年2月出版的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之所以能够震动一世而建立“史学革命”的“典范”，就因为其“所提供的并不是个别的观点而是一整套关于国故整理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系统”。这部书在中国近代史学革命上的历史意义，余英时师已论之甚详。大体说来，其在当时最使人感到耳目一新之处即是蔡元培在“序”中指出的：（1）证明的方法，包括考订时代、辨别真伪，和揭出各家方法论的立场。（2）扼要的手段，也就是“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3）平等的眼光，对儒、墨、孟、荀一律以平等眼光看待。（4）系统的研究，即排比时代，以见思想演进的脉络。胡适自己特别重视，直到晚年都还记得的则是（2）（3）两点，他自己就认为在当时中国的学术界具有革命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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