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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从小所受的“国学”训练，虽然比上海新学堂的同辈人要多，但终不系统，在一些基本训练上不免有所不足。这也是他不能认同“太注重功力”的汉学的一个重要因素。正因为如此，他才敢于一开始就往求变的路子上走。讲文字音韵训诂的小学本非胡适所长，在其开始努力“调和”汉宋时，连清儒的主要小学著作都基本没有接触过；但他早年的几篇论文，恰都是在小学的范围之内。他自己也说，1914年以前治学颇靠“大胆臆测”。胡适因一开始就求变，没有经过“有所法而后能”的阶段，许多基本功夫有所欠缺。他到北大后虽然努力恶补，更一生以“小心求证”和朱熹所教做官的“勤谨和缓”四字诀补之，但遇到关节处，仍有打不通之时。这大约就是他后来不得不时常转换治学方向的一个原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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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既然搞考据，小学又是弱项，所以在这方面指责胡适的人最多，很可能蔡元培强调胡适与汉学的关系，有意无意中是虑及此点的。后来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出来，陈寅恪、金岳霖等都借写审查报告之机，或明或暗地指出胡适的中西学都大有问题。特别是金岳霖所说的“西洋哲学与名学，又非胡先生之所长”一句，最多为人引用。如果说金或有门户之见，胡的朋友和安徽同乡刘文典就曾对唐德刚先生说，胡适什么都好，“就是不大懂文学”。[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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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位专家是有资格说这样的话的，其见解应该说都不无根据。但正如毛以亨所说：“胡先生所治，通学也。通学者总要受专家批评的，又岂止不懂小学一端［以及其他各端］？然其广度与有裨人生日用之处，殊非专家们所可望其项背。”[36]胡适的学问是不一定很深，若说每一门具体的学问，胡适的贡献也未必很大，在特定的专业领域里恐怕都有超过他的同时代人。但其学术兼容的广大，确远非时辈所能比拟。有其宽度而兼有其深度的，恐怕就更难找到。而复有其胆量和际遇的，近代以来实无其人。根据孔恩上述的观点，胆大与学问的不深，恰有直接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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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胆大和敢于怀疑，正是他另一点与人大不同之处。他的疑古意识及要翻案、要革命的主动性都非常之强。早在1908年，他写的诗中就有“从来桀纣多材武，未必武汤皆圣贤”这样的句子，已颇有疑古之意。但此时只是“恨无仲马为称冤”，到1916年9月修改此诗时，即将最后一句改为“哪得中国生仲马，一笔翻案三千年”，从怀疑到翻案之路已基本走通了。[37]胡适以后一生为学，都以翻案为主，如给王莽翻案、给神会和尚翻案等等，不一而足。因为翻案的结果就是重写或改写历史，这正是胡适一直想做也一直在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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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晚年自称，以“重新估定一切价值”方式来“整理国故”，“就是把千百年来一向被人轻视的东西，在学术研究上恢复它们应有的地位”（此时已放弃传教士的自定位了）。这接近于哥白尼以日心说取代地心说这一思想革命在西方的意义。“在中国文化史上我们真也是企图搞出个具体而微的哥白尼革命来。”胡适又说，他不分经学和子学，把各家思想，一视同仁，把墨子与孔子并列，这在1919年的中国学术界“便是一项小小的革命”。他还指出，他主编北大的《国学季刊》，用横排及新式标点，这又“是个小小的革命了”。[38]处处在革命，可知其主动要想“革命”的意识的确很强。胡适的怀疑、翻案、“截断众流”及以平等眼光对待经学和子学等之所以为“革命”，就在于他和以前学者的一个根本区别：他不但在做，而且是有意识地主动为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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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余英时师指出，胡适的基本贡献是“一种综合性的创造”。他能在国故研究上建立新典范、开辟新风气，正因为“他的旧学和新知配合运用得恰到好处”。若只及一面，则不但旧学方面超过胡适的人不少，就是西学，当时一些留学生也实在他之上。但这些人所知虽深，却很少能以浅显出之，其实际的影响，只在很窄的范围内。胡适对西学的态度可以说是“弱水三千，我只取一瓢饮”。他服膺杜威的实验主义就主要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余先生说，正因为胡适没有深入西学，“他才没有灭顶在西学的大海之中”。这是见道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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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写《四十自述》时，即已认为他比许多人高明处正在跳出了西学“新名词”的框框。今日海内外学者对西学也有只取一瓢饮且所知颇深者，但仍跳不出西方“新名词”的框框，离了这些新名词便无以言学问。更多的人是迷失在五花八门的西方理论之中而不能自拔。实际上，对西学要能入能出、有取有舍，必须中学有相当的根基。若无此根基，则“取一瓢饮”也好，一头栽进去想在“游泳中学会游泳”也好，多半都只会达到一个“邯郸学步，反失其故”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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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既然是一部建立典范的开风气之作，当然同时又具有“示范”的作用。这个新典范约略有广狭二义。广义者涉及了全套的信仰、价值和技术的改变；狭义者即余英时师说的“开启了新的治学门径”，对具体的学术研究起了“示范”的作用。举其小者，胡适所开的风气，就包括写作的格式。冯友兰说，传统的表达方式，论者无论有无己意，都是以注经的形式出之。即把经典的原文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作者的意思则以小字书之。胡适反其道而行之。“把自己的话作为正文，用大字顶格写下来，而把引用古人的话，用小字低一格写下来。”冯氏以为这是“五四时代的革命精神在无意中的流露”，但显然也是一种“示范”。同样，老学者孟森的《清代史》要出版，其“文章的行款、标点”，都要找胡适为他整理。因为他“原来的稿子完全是旧式的格式”，就是“印出来也不好看的”。[39]这就是许多老先生要对胡适让几分的一个原因了。这里所谓“不好看”，也就是“好看”的标准已变之后才能这么说。老先生要想不完全被时代忘掉，用这一两年流行的话说，就必须多少进行一些新的“包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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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而言之，余英时师注意到，即使非常不赞成胡适思想的熊十力，在客观上也不能不承认胡适当年开风气的功绩。熊氏说：“在五四运动前后，适之先生提倡科学方法，此甚紧要。又陵先生虽首译名学，而其文字未能普遍。适之锐意宣扬，而后青年皆知注重逻辑。视清末民初，文章之习，显然大变。”照这样看，胡适的作用还不止是开了风气，有些老一辈学者如严复的思想也因胡适而广为传播。而且沾光的还不止严复，毛以亨就曾对章太炎说：“你的学问，当以胡先生为惟一传人。你的话只有他能完全懂得而加以消化，并予以通俗化。”[40]的确，严、章二氏行文都是刻意古雅的，胡适因不怕别人笑他文字浅，影响反而广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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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广泛影响之一，就是使中国人以“文化”的概念取代了“学”的概念。近代中国人虽然已有文化竞争的观念，但却以前面说到的“学战”术语出之。到“中体西用”的局面被打破，如余英时师指出的，“中学”和“西学”这样的旧名词就为“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之类的新概念所取代。所以孙中山在1920年初的《致海外同志书》中，就把文学革命、新思潮、思想革命等统称为新文化运动。如前所述，“西学”的观念含义已极广，各人心目中的“西学”并不见得就一致。而“中学”本是先有了“西学”而后产生出来的对应概念，正如后来人所说的“国学”和“汉学”，同样是含义广泛而各人所见可相去甚远的一个词（今日有治“国学”且刊出专著者，其所谓的“国学”恐怕以前的“国学家”便有些不敢认同）。但此时的中西“文化”所包容者，又比以前的西学中学更宽广，已略近于后来人类学意义上的文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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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的转换正提示着思想界典范的转移。冯友兰回忆说，梁漱溟在1920年做了一个《东西文化及其哲学》的讲演，在当时引起了广泛的兴趣，因为“他所讲的问题，是当时一部分人的心中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当时一般人心中的问题”。梁本是少不读诗书的，所以趋时较快；其学说很可能也主要以能趋时而行于世。因为梁氏学问，以自身的真体味见长，本不是容易造成轰动者；可知其学说的风行，多半是因为能得风气之先；其所借重的，正是思想界典范转移的东风。不过，思想界虽然有了从“中西学”到“中西文化”的典范转移，前者的不确定性似乎也遗传给了后者。连北京大学的教授，对什么是“中国文化”仍不能有一个肯定的诠释，遑论一般人。[41]这大约也是梁氏学说“引起了广泛的兴趣”的一个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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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胡适的哲学史所起的开风气作用还不止在中国，罗素就认为胡适那本英文的《先秦名学史》在西方汉学界也起着典范转移的作用。蔡元培指出的胡适所具备的许多人没有的长处，也基本适用于西方的汉学界。罗素指出，西方几乎没有一身兼汉学家和哲学家的人。以前西方人读到的中国“哲学”著作，都是由基本不懂哲学的人翻译的，译者对中文原著的理解，本身就有问题。而真懂哲学的西人，又读不懂中文。简言之，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的“哲学”一直是隔膜的。胡适是第一个受过系统西方哲学熏陶而又能读懂中国古代典籍之人，且能以像美国教授一样的良好英文（这在看不起美国人的罗素是褒中略带贬义的）表达出来。就西方的哲学界与中国“哲学”的沟通言，胡适的书所起的作用可以说是史无前例、独一无二的。[42]这个划时代的作用，要到冯友兰的英文本《中国哲学史》出来之后，才顿减其开拓意义，这就是后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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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稚晖曾说，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所发生的“流弊”，就是“引出了梁漱溟的文化哲学及梁启超的学术讲演”。[43]这虽然是吴氏的门户之见，但也从反面论证了胡适开风气的影响有多广泛。余英时师说，胡适的方法论“对于当时从旧学出身的人是非常具有说服力和吸引力的。有说服力，因为这正是他们所最熟悉的东西；有吸引力，则因为其中又涵有新的成分，比传统的考据提高了一级，成为所谓‘科学方法’了”。特别是胡适运用西方的逻辑知识来解释《墨子》，尤为当时人所推重。吴稚晖并不是无的放矢。梁启超治诸子学虽远在胡适之前，并且特别在“墨学”上对胡适有启蒙之功，但这时他恰好脱离政治重新回到学术领域，其《先秦政治思想史》和《墨经校释》就是受到胡适的影响，在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和《墨辨新诂》的刺激之下而写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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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就像所有的新典范一样，在“开启新的治学门径”的同时，也“留下了许多待解决的新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就是又进入常态研究了。不过，如果我们暂时离开典范理论，则胡适所开风气也不是全无“流弊”，有的新问题其实也就在其开启的治学门径之中。胡适在1932年与人讨论历史研究时说：“凡先存一个门户成见去看历史的人，都不肯实事求是，都要寻求事实来证明他的成见。”但他和其他新文化人在整理国故时，恰不够虚心（这里是用其本义），有先入之见。胡适还没动手整理国故，已先认定“古代的学术思想向来没有条理，没有头绪，没有系统，故第一步是条理系统的整理”。这个结论，即使是正确的，也应在整理之后得出，而不应是作为预设。胡适自己考据的一大缺点，就在进化论观念太强。如在留学时批驳《说文》，每以“初民不能作此种哲学语也”“初民不能有此种思想也”论证之。但胡又何以知初民能有何种思想观念呢？这只是需要证明的“大胆假设”，尚不能作为论证的依据。[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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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胡适驳太炎的诸子出于王官论，也爱说“岂清庙小官所能产生”，“非司徒之官所能梦见”等，虽偶有说对的，然实多是待证的先入之见。所以柳诒徵说胡适的史论，“诬古而武断”，又“强词夺理”，[45]也不是没有道理。不过，胡适既然是以“但开风气不为师”自我标榜的，当然也不能在每一点上都毫无漏洞。柳氏所说的“诬古而武断”，在胡适那里或正是出新意而大刀阔斧而已。1922年初，胡适做完《章实斋年谱》，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感到“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46]是知胡适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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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如果说胡适在北大的讲课已树立起他的学术地位，1919年《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则使他在上层文化方面的影响很快从北大传布到全国。1920年梁启超综论清末的考证学说：“绩溪诸胡之后有胡适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学，有正统派遗风。”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出版不过一年，已被认为是在考证学的“正统”之内了。清儒之正统也就是汉学，这里当然又有误解；且梁氏自己在当时是否够正统或够资格评定正统，恐怕也要打个问号，但这究竟是一个重要的承认。胡适在中国学术界的地位已相对稳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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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胡适自己是同时看重他“截断众流”和“平等的眼光”两点贡献，而北大学生当初差点闹事则只看重其“截断众流”一点。这或者因为北大是太炎派古文经学的大本营，太炎自己颇长于诸子学，故对他们来说“平等的眼光”是比较自然的发展。但“截断众流”则只有今文家或能接受，古文家及不熟悉今文学派著作的，都可能要认为是“绞杀”中国思想。不过，对胡适个人来说，他以前对今文学派的著作似乎也不很熟悉。他的“截断众流”，以《诗经》为有据可依的古史的依归，还真是他在美国读书时所得，是以自我创造为主的。而且，胡适后来自己也一再强调杜威思想对他从《尝试集》到《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全面影响。那么，杜威思想到底又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胡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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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三 思想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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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晚年做《口述自传》时自我总结说：“我治中国思想与中国历史的各种著作，都是围绕着‘方法’这一观念打转的。‘方法’实在主宰了我四十多年来所有的著作。从基本上说，我这一点实在得益于杜威的影响。”[47]1936年，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中说，在1915年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成了我自己的哲学基础。”类似的话胡适在其中英文著作中曾反复说过多次，是不容不信的。但不少人觉得胡适此言总不那么能尽信。常见的有两种观点，一种是认为胡适根本不懂杜威，所以也就不可能是杜威的信徒。另一种认为杜威对胡适的影响是非常重要的，但胡适治学的凭借主要还是中国的传统方法考据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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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自己举出具体的例子来说明杜威影响的不很多，首先他就未能说服为他做《自传》记录的唐德刚先生。他的留学日记中极少提到杜威，更少提到杜威的哲学。据他自己说，这一方面是因为札记不适于记有系统的哲学思想，并号称另有详细的哲学笔记；另一个原因则是他的札记被文学革命这个“最热闹的题目”占去了，“所以就没有余力记载”他受杜威先生的“绝大影响”。前者也是说得通的，后者大概更真实。胡适在哥大时平均每日要发三封信，有的还相当长，记日记的笔墨也不少，恐怕认真读杜威的时候都不多，遑论记。但胡适特别声明，他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也是实验主义的一种表现”，并指出《尝试集》的题名“就是一个证据”。此事的需要特别说明及最后这一点“证据”的提供，恰表明连在他自己的下意识层面上，杜威的“影响”究竟有多大也是不十分确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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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治学“大体上也是以‘整理国故’为主的。离开古籍，正如他自己所说的，胡适之就缴械了”！唐先生并多次指出，胡适治学受中国学术传统的影响甚于其受西学的影响。因为胡适“对我国传统的治学精神的承继，可说深入骨髓；西学对他的影响，有时反而是很表面的”。[48]那么，在治学所受的影响上，究竟是胡适的自我认知对呢，还是他的“好后学”唐先生更对呢？换言之，别人知胡适竟可能超过他自己吗？回答这个问题，只有用胡适自己的“小心求证”的方法去考察胡适的治学方法及其与杜威思想的异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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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为他的留学日记出版所写的“自序”中说：“我在1915年的暑假中，发愤尽读杜威先生的著作，做有详细的英文提要。”从那以后，“实验主义成了我的生活和思想的一个向导”。这段话非常重要，它提示了所有在1915年夏天以前有关胡适治学方法的思想资源，都未必得自杜威。而且那年夏天的发愤，其实也不完全是他自己所说的受康乃尔大学新唯心学派攻击杜威的影响，更多可能是因为那时要转学到杜夫子名下，不得不用功恶补，正如初到上海用功于英文算学和初到北大后猛攻太炎学说一样。那么，在此之前，他又受什么样的影响呢？特别是，如果胡适确实不懂杜威，那他在西学方面受的是什么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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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道平先生是认为胡适不懂杜威的人中的一个。他曾据胡适在40年代后期写的一篇短文《自由主义是什么？》，判定“胡适的自由主义是欧陆型的，没有美国型的特异色彩”。连美国型都不是，当然更不可能是杜威的了。关于胡适的自由主义这个问题，后面还要专论。我的看法，在以科学方法研究社会问题一点上，胡适的确把握了杜威的真精神。本节主要讨论学术方法，这就不详述了。然而，以一种简单明快的读法做出的口吐真言式的判断，是缺乏说服力的。要考察胡适服膺的是何种自由主义，自不能仅看其专论自由主义的一篇文章，而应看胡适的所有相关文章和其所作所为，因为胡适的一生可以被看作一部大的文本，只有将此大文本认真考察之后，才可以下结论。吴森先生是专治哲学的，他也认为胡适没有读通杜威，其所论证并非全无依据。[49]不过有些关于杜威哲学思想的理解诠释问题，似不宜以近年的后见之明来质之前人。如果我们非常简略地回顾一下杜威的实用主义何以在美国兴起，也许有助于对这个问题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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