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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已在发愤读杜威之后，却并不见提及，只是到后来才渐归之于杜威。杜威论述此法当然可能比阿克敦勋爵更系统，但在胡适，这与他将有些中国东西归之于杜威大体相同：胡适所谓的“杜威方法”其实是个集大成者。杜威曾说：“我向来主张东西文化的汇合，中国就是东西文化的交点，我相信将来一定有使两方文化汇合的机会。”杜威不懂中文，他所认知的“中国”正是通过胡适等人之手，所以他看到的中国就已成“东西文化的交点”了。胡适也确实能实践他老师的话，他整合出的“杜威方法”就的确是个中西文化汇合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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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汇合的东西总要有所改变。贾祖麟注意到，温和的杜威到中国的胡适手里就变得激进了。他指出，杜威哲学的主要目的在于设法使失调的社会或文化重新获得和谐；“创造的智慧”也是用来结合新与旧的。但胡适的态度似乎与此相反：他在介绍杜威思想时则强调“利用环境，征服他，约束他，支配他”。因此他主张破坏旧传统，再造新文明；即使整理传统也是为了更有效地再造新文明，而不是作为造新文明的思想资源。也就是说，胡适把他通过严复接受的赫胥黎的天演学说的竞争性和破坏性融铸进他的“杜威方法”了。这就是胡适与杜威所处的社会、文化环境不同之所在。许多中国人已认为胡适太讲调和，但中国的激进大语境和胡适的传教士心态其实已使得他把更讲调和的杜威哲学激进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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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胡适言必称杜威也是他又一次自造的“超我”。他晚年论及神会和尚时曾说，神会能“成其革命大业，便是公开的直接的向这声威显赫的北派禅宗挑战。最后终于战胜北派而受封为‘七祖’，并把他的师傅也连带升为‘六祖’。所以神会实在是个大毁灭者，他推翻了北派禅宗；他也是个大奠基者，他奠立了南派禅宗，并作了该宗的真正的开山之祖”。胡适当年在《荷泽大师神会传》中，已说“神会的教义，在当日只是一种革命的武器”，是有“绝大的解放作用”的“革命思想”。[65]这是胡适的又一夫子自道，而且也只能是他的夫子自道。试想神会不论信奉的什么宗，首先是个佛教徒。佛教徒当然也未必能灭尽争胜之心，但若有人一心只在革命、挑战、战胜、推翻等上面，还能立什么“宗”做什么“祖”，此人所在这个教绝不可能还是佛教。胡适眼中神会的种种所为，都是他自己在20世纪所为的投影罢了。值得注意的是胡适投射的对象又是个“传教士”。他要传的教或者就是杜夫子的教，他的建宗立派当然也就使杜威在中国连带升为“六祖”。两人都功德圆满之后，胡适就更不能在教义上有任何退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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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初，胡适做完《章实斋年谱》，自叹为此“费了半年的闲空功夫”，感到“作学史真不容易！若我对于人人都要用这样一番工夫，我的《哲学史》真没有付印的日子了！我现在只希望开山辟地，大刀阔斧的砍去，让后来的能者来做细致的工夫”。可知胡适做学问着意所在，主要还是开辟的一面。这是胡适病过且要大病之前，已露出疲劳之态，不那么能刻苦了。他知道“用大刀阔斧的人也须要有拿得起绣花针儿的本领”，此次就“给了我一点拿绣花针的训练”。这是话说得委婉，其实还是一种防卫心态，无非是要做出来证明他有“拿绣花针儿的本领”，以后好多做开辟之事。这正像他对小说的考证，其真正的动机是要传播他所谓“科学的治学方法”一样。[66]胡适做事，的确都是有“宣言”要发的。但他一生治学，也没有下决断到底是主要“用大刀阔斧”还是“拿绣花针儿”，最后二十年多耗在《水经注》的考证之中，仍是在两者之间游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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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次的疲劳之态已透露出他的《哲学史》真可能写不完了。胡适的《中古哲学史》写了三次，1919年在北大一次，在中国公学时一次，30年代再回北大后又一次，却都未完成。胡适真是只写前半部书啦。他后来说是因为写到禅宗，有了疑问，就写不下去了。这是他一贯的“展缓判断”的态度，应该是可信的。唐德刚先生对此有进一步的诠释：胡适既要坚持自己提倡的“小心求证”，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同时又受其盛名之累，不能随便犯错误，让人抓住小辫子。结果搞不清佛教问题就无法把中古哲学部分写下去，而同样的因素又使他连佛教的问题也始终没有搞“清楚”。[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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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胡适既然因要开风气而直接向章太炎这样的国学大师挑战，就更不敢犯错误了。太炎固不至于主动为难后辈，[68]其弟子中能做胡适所谓“绣花针功夫”的则大有人在，而且他们的气度涵养都未必有老师那么好。胡适若出言稍不慎，便有可能吃这些人的大亏。他的确“不得不特别谨慎”。胡适本以胆大见长，适宜做开拓事业，而一个“训练”，一个“盛名”，反使其变得比一般人胆小，学问做不下去，就不得不转而谈政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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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章的许多论述，都本余英时师的《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和《〈中国哲学史大纲〉与史学革命》两文（收在《年谱长编》第1册篇首，第1—74页），凡正文中已提到是余先生的观点，不再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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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口述自传》，第77页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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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适：《非留学篇》；胡适日记，1912年12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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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章太炎：《对重庆学界演说》，《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第44页；张之洞语已引在余先生文中；章太炎：《救学弊论》，转引自汤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下册，中华书局，1979，第7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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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7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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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参阅1919年4月21日《时事新报》所刊朱谦之《新旧之相反相成》，转引自《吴虞日记》上册，第462页。朱氏通篇所论，当时有新思想者皆治诸子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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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关于康、章对儒学的冲击，参阅王汎森《章太炎的思想》和《古史辨运动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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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罗志田《“二十一条”时期的反日运动与辛亥五四期间的社会思潮》，《新史学》第3卷第2期，1992年9月，第7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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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鲁迅景宋通信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第21—2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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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严复致熊纯如》（1912年4月19日），《严复集》第2册，第60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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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本段与下段，胡适：《新思潮的意义》（1919年11月），《胡适文存》卷四，第151—1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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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适：《五十年来之世界哲学》（1922年9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二，第229—2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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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适：《论国故学》，《胡适文存》卷二，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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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胡适：《治学的方法与材料》（1928年9月），《胡适文存》三集卷一，第205页；参见同卷第213—218页所附陈源为胡适的《整理国故与“打鬼”》写的《西滢跋语》（192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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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毛以亨：《初到北大的胡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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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吴虞日记》上册，第5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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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口述自传》，第152—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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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李敖：《胡适和三个人》，《李敖全集》第5册，第3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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