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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胡适“率性”的时候，就很能表现他激进的一面。1921年5月，他做了一首《四烈士冢上的没字碑歌》，纪念当年刺杀袁世凯的四个烈士。诗中反复说：“他们的武器：炸弹！炸弹！他们的精神：干！干！干！”此诗在友朋中引起不同的反响。老先生似不太赞成，而年轻人则大欢喜。那年7月，他与范静生长谈。“范先生对于我的《炸弹》诗的含义，颇不赞成。他说，这种主张似乎太简单了。”可是8月到上海，朱谦之见了胡适的《炸弹》诗就“大喜，以为我的思想变了”。朱氏虽然长于诸子学和佛学，并出了家，其实也暗藏激进。胡适记述道：“谦之向来希望我出来做革命的事业，我不赞成他的意思。他在警察厅说他曾劝我革命，但我不赞成。此语外人以为是假的，其实是实有的事。”[12]出家人尚且如此激烈，世风之趋向可见。胡适本有激进的一面，再为时代风气所被，自然就不那么温和了。且朱氏能劝胡适革命，也是早看出胡适有那么一点革命的“缘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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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那年6月17日的日记中，有因报载安徽请愿学生被刺而死（后知未死）所做之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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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脱下帽子，恭敬这第一个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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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不要忘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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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愿而死，究竟是可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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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后死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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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以革命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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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可以力战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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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希望将来，永没有第二个人请愿而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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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话胡适后来还重复过几次。同年8月，他在安庆演说，就认定“在变态社会中，学生干政是不可免的；但罢课不是干政的武器”。胡适的主张是要么安心读书，要么一心革命。他提出，要革命者不如干脆“用个人运动代群众运动；用秘密组织代风头主义”。10月在北大开学演说中，他也明确主张：“学生宜有决心，以后不可再罢课了……我们应该决心求学；天塌下来，我们还是要求学。如果实在忍不住，尽可个人行动：手枪、炸弹、秘密组织、公开运动，都可以。但不可再罢课”。就在那个月，胡适做了一首《双十节的鬼歌》，主张换个法子纪念双十节，办法就是：“大家合起来，赶掉这群狼，推翻这鸟政府；起一个新革命，造一个好政府。”[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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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样激烈的胡适，过去的注意是不够的。胡适在中国公学曾和革命党人长期一起生活，自己就是一个“革命报人”，如果不是要“作圣”，要当“传教士”，恐怕还真有可能参加革命呢。由于他初回国时已遵从北大风尚不谈政治，所以这些观念情绪大多以诗的形式宣泄出来。但我们看看这些情绪，就知道他已有些憋不住了。胡适的另一个制约因素，就是他的母亲。我们知道胡适母子的感情非同一般，而胡适因要在北大打天下，回国后只与母亲短暂团聚，尚未能迎养以尽孝道。结果胡母因长期熬坏了身体，终于在1918年底病逝。这就使胡适要“率性”时少了一层牵挂。故胡适终于出而谈政治，既有一些长远的原因，很可能也因其母去世，能够较无牵挂地做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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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胡适的谈政治很可能也因为学问做不下去了。他谈政治恰在其《中古哲学史》写不下去，颇觉不知做什么好之时。胡适在1921年7月8日的日记中说，去年他病中曾有《三年了》的诗，只成前几节，第一节云：“三年了！究竟做了些什么事体？空惹得一身病，添了几岁年纪！”现在回想他“这两年的成绩，远不如前二年的十分之一，真可惭愧！”胡适和孔子一样不是匏瓜，不能“系而不食”。他的入世精神本足，挂在那里作摆设的角色是不干的。既然学术暂时搞不下去，不谈点政治又以什么服务于社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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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已有点愧疚感之时，恰又遇到好几个洋人都婉责他太不入世，没有尽到知识人应尽的“社会的良心”之责任。1921年6月，胡适与访华的美国社会学会会长狄雷（James Q. Dealey）交谈。狄雷很不赞成当时中国的分权趋势，并告诉他：“中国今日所需的是一个‘国家的有力政府’”。狄氏尤其“很责备我们留学生不作领袖的人才，不能作有力的运动”。狄雷的话在同一时候也得到杜威的支持。杜威在1921年6月30日北京为其送行的大会上盛赞中国读书人趋新不守旧，但他认为这还不够，“还希望有活动的能力，实行的精神”。如无后者，前者也无用。杜威特别以好政府和好教育的互为因果为例，指出这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循环问题，理论上永远解决不了。“要想解决，只有下手去实行。”两个月后，胡适到上海，那里的名记者、美国籍的俄罗斯犹太人索克思（George E. Sokolsky）在家中招待他吃饭。胡适记载他们的会谈道：索克思“很有才干，对中国很热心。他颇责备中国的智识阶级，其实不错”。[14]洋人都在责备中国读书人，而胡适也有了同感，这又是他谈政治的动力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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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看出，胡适谈政治，决不是什么不得已。这里面有他个人的因素，也有外在环境的因素。但胡适自己的因素是主要的。不论是自认传统的士还是现代的知识人，他对国是都不能不关怀，而且他确实也一直在关怀。胡适本来就有“议政”的愿望，而自我压抑已久，后来已到“忍不住了”的地步，当然也就干脆谈起来了。不过，胡适最初的谈政治，是因朋友陈独秀被捕，不得不接办陈主持的政治刊物《每周评论》。由于来得较突然，他最初所谈的政治，还是偏于思想一面，他自己起初并不视为“政论”。这就是后来非常有名的“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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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问题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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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与主义”是学术界讨论得较多的题目了。但绝大多数的文章著作，包括胡适自己的看法，都有极强的倒着放电影的倾向。虽然遣词用字不甚相同，直到不久以前，大陆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和后来的胡适自己都是把这看作自由主义（或别的什么资产阶级的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一次重要斗争，在这一点上双方有惊人的一致。其实如果我们学一下胡适将历史截断到1920年，假设大家都不知道此后的历史发展，再看当时的情景，看法可能会有很大的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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