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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主张》发表后，反响热烈。胡适“费了一天的工夫”整理收到的关于此文的讨论，就选出可发表之文十四篇。主要的反对意见是认为文章的精英意识（当时并不用此词）太重，忽视了民众。也有人觉得中国政治已无法改良，只有实行彻底的革命。赞成的人则觉得这些提法都切实具体，更应组织团体落实之。总的趋势对“清高的好人”肯关心政治都表示赞许，但也有少数人以为还是以坚持“清高”更好。[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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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看了这些文章之后，“颇有感触，做了一篇《后努力歌》”，其中说道：好社会与好政府、教育与政治、破坏与建设都是互为因果的连环，解开的唯一办法就是努力或干。其实这也就是杜威离开中国时的告别演说中的意思，胡适的感触，也就是想起了老师的话。但这样的连环问题是否是干就能解决的？正如胡适提出的有计划（不论优劣）就一定比无计划一样，在逻辑上都还大可研究。不过，至少在破坏与建设一点上，胡适具体指出改良和革命不妨各自“分工并进”，他这边先事改良，若“恶势力”不许改良，则仍有革命的必要。这个一贯思想，胡适仍在坚持。[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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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北京各势力酝酿干预政治，本是研究系最积极主动，结果却基本被排之于事外，他们当然“大不高兴”，说北大派“有意排挤他们研究系的人”。林宗孟说：“适之我们不怪他，他是个处女，不愿意同我们做过妓女的人往来。但蔡先生素来是兼收并蓄的，何以也排斥我们？”殊不知此事胡适早已成主谋，研究系其实吃了胡的大亏。后来林宗孟出面邀吃饭，所邀者多半是“他们研究系的人”，余则为北大派的人。胡适记述道：“宗孟极力劝我们出来组织一个政党，他尤注意在我，他的谈锋尖利得很，正劝反激，句句逼人，不容易答复。但办党不是我们的事，更不是我的事。人各有自知之明，何必勉强，自取偾事。”这一次研究系特别注意胡适，不知是真醒悟胡适已暗成中心还是仍以为胡适为“处女”而好控制，若是后者，则必然更加吃亏。胡适的公开态度大约仍是“不曾答应，亦不曾拒绝”。[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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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王宠惠出面邀吃饭，所邀者有蔡元培、罗文幹、梁启超、林宗孟、熊秉三、董康、颜惠庆、周自齐、张耀曾等，胡适所记各人，全是前官僚，是知这大约是他第一次与这些人会谈。此次会面的“本意是要把各党派的人聚会来谈谈，大家打破从前的成见，求一个可以共同进行的方向。今天结果虽少，但他们谈过去的政争，倒也颇能开诚认错”。以后罗文幹又邀吃饭，所邀者除蔡元培、胡适外，基本为顾维钧、汤尔和等半独立的技术型官僚，后来不少进了内阁。研究系的影响已明显减弱。那次饭后蔡元培对胡适说，“教育总长已定林宗孟”，林想拉胡适去做次长，“蔡先生劝他不必开口，蔡先生也不赞成组政党事”。以胡适那段时间的热衷来看，如果不是蔡拒绝在前，他自己的态度正未可知。从这时起，胡适与这些人的过从就是经常性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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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组党事，胡适的意见倒与蔡元培接近。对于胡适和其他一些转型中的现代知识人来说，迈出由不议政到议政这一步并不难，因为士对国是的关怀本为他们所传承，但从谈政治到干政治那一步就不那么容易了。在意识层面，他们有时又离传统更近些。针对那些要求“好人”组织团体的意见，胡适个人认为：“我们在此时和最近的将来，都应处于中间人、公正人、评判员、监督者的地位。”但也不排除将来政治走上轨道之后，出来“造政党”直接干政治。这是胡适表现出的典型的中国士大夫观念。以西方的运动规则言，如果裁判可随时视情形的变化而决定自己是否下场改做运动员，实际上是无法执行其裁判职责的。只有中国士大夫才是一身而兼任裁判和运动员，而且不时变换身份，既出仕天子为臣，又不以天子之是非为是非，以决天下之是非为士之己任。对民初刚从传统的士蜕变而出的现代知识人来说，“好人”一旦不再“清高”，不知不觉中就更接近于“士”而疏离于“知识人”了。[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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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整个这次“好政府”的主张及后来“好人政府”的组成，都是中国读书人的地位虽在边缘化，但士人那种“正义权威”的余荫尚在。那时日本的芥川龙之介就告诉胡适，他觉得“中国著作家享受的自由，比日本人得的自由大得多，他很羡慕”。胡适以为：“其实中国官吏并不是愿意给我们自由，只是他们一来不懂得我们说的什么，二来没有胆子与能力可干涉我们。”这话颇能证明士人的余荫。[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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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余荫毕竟只是余荫，1922年8月王宠惠主阁的“好人政府”本因吴佩孚的支持而上台，不过三个月就因直系内部的矛盾而下台。对曾经非常努力地为王内阁提建议的胡适来说，打击最大的可能还不是王内阁的垮台，而是王等在台上时已并不真能实行胡适等人提出的建议。所以胡适后来又支持“联省自治”的主张，将议政的重心从中央转到地方。结果，除了增加新的对立面，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最后胡适不得不承认“此时谈政治已到‘向壁’的地步。若攻击人，则至多不过于全国恶骂之中，加上一骂，有何趣味”。但谈具体的“问题”，“则势必引起外人的误解”；至于“为盗贼上条陈也不是我们爱干的事”（其实他有段时间几乎一直在干），所以“只有另谋换一方向努力的办法”。[55]值得注意的是这里胡适明确说政治方面的“问题”已不可能谈，那就只好回头去谈“主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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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民初的中国本有一种“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习气，胡适等人要出来谈政治，部分也是因为谈文化已经有些到头的意思。常乃德（燕生）说得很形象：“已往的趋势是上山的，从工艺到法政，从法政到思想文艺；现在到了山顶以后便应当往下走”，再经政治走回“科学工艺的康庄大道”。所以他希望胡适在下山的路上也能“领着大家走”。《晨报》的孙伏园当时就反对胡适放弃文化而改谈政治，强调“胡适之”三个字的可贵，“全在先生的革新方法能在思想方面下手，与从前许多革新家不同”。胡适那时的反应是“没有不在政治史上发生影响的文化；如果把政治划出文化之外，那就又成了躲懒的、出世的、非人生的文化了”。也就是说，胡适虽然认为文化与政治仍是两事，但已倾向于一种广义的文化观。到谈政治谈不下去之时，胡适的观念又变回来了。他认定“我们今后的事业，在于扩充《努力》使他直接《新青年》三年前未竟的使命，再下二十年不绝的努力，在思想文艺上给中国政治建筑一个可靠的基础”。[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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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政治与思想文艺之间转了一圈，最后还是想回到思想一边来。他曾试图把文化的定义扩大，以达到一种鱼与熊掌兼得的结果，后来又有所退缩。但是胡适并没有把门关死，几年后他再次把政治包容进他的“文艺复兴”的范围之内（详后）。不过，这一次胡适的谈政治，是以扫兴而终的。作为一个刚从传统的士蜕变出来的现代知识人，胡适自己对此也不是没有疑虑，他的朋友的意见也颇分歧，要皆体现了一种社会转型时过渡人物的心态。有意思的是，胡适的英美留学生朋友大多支持或加入胡适谈政治，反倒是那一班上海的“老新党”朋友如高梦旦、张元济等人“都不赞成我办报”，并“很劝我不要办报”。这两类人那种知识人想当士而士想做知识人的不同态度，再次表明民初的新旧交错有多么复杂。[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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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老新党”都很担心胡适要做“梁任公之续”，都认为胡适“应该专心著书，那是上策；教书是中策；办报是下策”。陈叔通还说胡适“太和平了，不配办报”。不过，本来就想“讲学复议政”的胡适说了句老实话：“我实在忍不住了。”他自称对议政本不热心，但终因国内没有人出来做这种事业，所以不能不出来办报议政。但胡适划了一条士与知识人之间参政与议政的界限：梁启超是放弃了言论事业去做财政总长，已直接参政；胡适对自己还是有信心的，即虽“不能放弃我的言论的冲动”，却还“可以打定主意不做官”。在士与知识人之间，他选择了议政的知识人这个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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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我们的政治主张》一文一出来就有人担忧的那样，胡适因谈“好政府主义”而日日与北洋高官周旋，在权力核心的边缘上游移，便很难再与一般人生出交涉了。钱玄同早就说胡适太与旧的方面周旋，但以一个十年前尚流落异乡焦虑吃饭问题的青年，突然就与前任、在任或候补的内阁总理、部长们同席酒饭，放言高论，那种吸引力也不是许多人能够轻易拒绝的。胡适在意识的层面民主观念已相当强，他的确想通过“好人”的议政参政改变中国的局面，从而进到为最大多数人谋最大幸福的目的。但胡适的冲动确实太多，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到当初最拥戴他的边缘知识青年。他自己也不能不感觉矛盾，所以有紧张（tension），有焦虑，也有困惑。何去何从？“率性”还是“作圣”？对胡适来说，或者需要一段时间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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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胡适致江冬秀》（1938年7月30日），《安徽史学》1990年第1期，第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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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胡适日记，1917年6—7月之“归国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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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5页；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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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胡觉致胡适》（1915年4月22日），引自《年谱》，第41页；《口述自传》，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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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6页；《谈话录》，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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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胡适：《易卜生主义》，《胡适文存》卷四，第3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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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胡适日记，1915年10月30日；《口述自传》，第33—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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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口述自传》，第3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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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周明之：《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第21页；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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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唐德刚：《胡适杂忆》，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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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胡适日记，1921年8月26日；《章洛声致章希吕》（1919年9月23日），《胡适研究丛录》，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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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胡适日记，1921年5月1日、7月9日、8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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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胡适日记，1921年8月4日，10月1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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