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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胡适日记，1921年6月18日、8月5日。按胡适的好政府主义更多是反对无政府主义，而不是针对“坏政府”，这一点非常重要。胡适主要针对的乃是在北大有重要影响的李石曾等无政府主义者，这是他们稍后反胡适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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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日；《年谱》，第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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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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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胡适日记，1922年4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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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胡适日记，1922年5月9、14、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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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胡适日记，1922年5月11、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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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27—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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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这些反应的文章收在《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35—90页；胡适日记，1922年5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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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胡适日记，1922年5月28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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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5月14、21、27、3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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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关于〈我们的政治主张〉的讨论》（1922年5月），《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68页。关于士大夫一身兼二任，参见《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的《黄梨洲论学生运动》（1921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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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胡适日记，1921年6月2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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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关于胡适向王内阁提建议而很少被接受，参见胡适1922年8—11月的日记；胡适《联省自治与军阀割据》（1922年9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109—128、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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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胡适：《我的歧路》（1922年6月）、《与一涵等四位的信》（1923年10月9日），《胡适文存》二集卷三，第92—94、100、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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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本段与下段参见胡适日记，1922年2月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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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第九章 落伍？暴得大名之后的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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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1920年前后那段时间的议政，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他发现：“现在最时髦的是攻击人。凡是攻击，都是超然的。我们攻击人，从来没有受人‘怀疑’过。我们偶然表示赞成某人，或替某人说一句公道话，就要引起旁人的‘怀疑’了。”胡适这里的“偶然”用得很精确，新文化诸人那时对中国的各方面确实都是攻击多而赞成少。攻击人就始终受欢迎，只不过“偶然”不攻击，马上就不受欢迎，这最能体现中国的激进化。胡适“因此得一个教训：大凡政论者所应取之态度，只可骂人，切不可赞成人”。[1]他这句虽然是说的反话，但有此认知，难保不在潜意识中形成一种“自我禁抑”（self-censorship），不知不觉中说话就会小心许多，很可能仍会攻击更多而赞成更少。故即使有心不激进的人，也可能在激进大潮的冲击下无意中仍激进。反过来，在意识的层面，胡适一直向往特立独行的风貌，此时再坚持而说“赞成”的话或做“赞成”的事，恐怕就只有“落伍”。而胡适又是要不时“率性”的，所以他真可以说是不得不落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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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一 暴得大名不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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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之所以能“暴得大名”，除了前面的论述，主要还有两方面的原因。用唐德刚先生的话说，胡适是个“一辈子赶着‘写檄文’、‘发宣言’、‘贴标语’的忙人”。“赶着写”三个字着实写出了胡适趋时的形象。民初的中国，能趋时，就易得名；但也必须不断地趋下去，一停下来，就要落伍。唐先生又说，胡适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而且是最合儒家原来面目之孔孟精义的士大夫。[2]这也是有体会的确评。在新旧杂处的民国初年，孔家店表面上被打倒，但社会上一般人下意识中的行为准则大体还没有太大变化。胡适这种在有意识的一面叫喊打倒孔家店，下意识的一面又是个“标准的传统士大夫”的人，实际上最受社会欢迎。但要维持这一点也甚难。也就是说，如果胡适一旦不能趋时，或不能维持其新旧兼容于一身的形象时，他所“暴得”之名也就可能很快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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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说过，从社会的层面看，在民初的社会要能得名并且维持之，边缘知识青年的追随与否是一个重要的因素。胡适起初的得意，很大程度便是因此辈的拥戴。由听众来决定立说者的兴衰，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种“市场规律”，本是民初中国要实行以多取胜的西方式民主的必然后果。对少数特立独行的精英，能够做到“保护”已是民主施行得最好的结果。胡适所直接了解的“西方”，恰是读书人地位最高的美国（详后），也是“大众文化”兴起之前的美国，而他接触的美国人，又基本是中上层人，所以他受的民主洗礼，对于听众来选择立说者这方面，体会并不深。他也不曾深究过，留美学生归国者那时已不少，何以那些高官名流独愿意与他往还？在他自己，或者以为全凭个人的本事。这当然也不错，没有本事，何能到那一步。但听众的拥戴，恐怕也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他之所以被既存上流社会所接受，就是因为“国人”已经承认他为“导师”，正是这“国人导师”的地位，使他可以在饭桌上指斥现任内阁总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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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边缘知识青年的拥戴与否，对胡适的名与位都是有直接影响的。这一点，他只是部分地认识到了。且任何人的精力都是个实数，多用于此，必少用于彼。胡适涉及的面太广，不能完全照顾边缘知识青年；他少年时养成的防守心态又使他不得不与各方面周旋；随着胡适自己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他以前流落异乡连吃饭也无保障的青少年经历渐淡，而与各种高官名流的应酬交往日多，更加没有多少时间专为知识青年说法，疏远是不可避免的。这也为胡适维持自己的名声增加了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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