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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后一点或者还可商榷。因为胡适在中国本来就是鼓吹“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学的,反推到美国,当然正是那排行榜上的畅销小说。夏先生以为胡适的外行话有失“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殊不知对胡适来说,这不是“文坛”还能是什么?美国人本未把一向替他们大说好话的胡适十分看得起,当然也不曾接受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念。但胡适有时也能斗胆指出洋人的不足(比如他就曾以为社会主义代表世界新潮流而洋人竟然没有看出来,详后),何况他最讲究“前后一致”,此时是否恰以中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眼光在看美国文坛,亦未可知。有可能反是夏先生误解了胡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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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虽好名但有分寸。他留学时在墙上挂有“汝果不敢高声言之,则不如闭口勿言也”的英文条幅。他以为这与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义。胡适自谓他演说论学,都以此为准。“虽有时或不能做到,然终未敢妄言无当,尤不敢大言不惭。”可知胡适即使在“有时或不能做到”时,也还是有分寸的。大致如提前使用博士名衔,与实际也差不了太多。唐德刚先生在谈到胡适不能从政时,曾“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的确,民初的中国,因为传统的道德节操等俱在批判之列,政界的风气每下愈况,在那样的情形下,议政还可以,直接干预政治实非胡适所能。若与许多时贤相比,胡适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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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胡颂平奉承胡适说真正够得上当他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即丁文江和傅斯年。胡适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可以当我的老师。”[9]就学问的深度言,这大致是实话,但他早年处于防守之时大约就不会说。就实际办事能力,二人也远过胡适。不过,胡适学问的广博和治学的大胆,都在二人之上。他更另有一的确超过两人之处,那就是他具备荀子所说的君子善假于物的特殊本领。丁、傅二人,都是长于组织能力的,特别对于中央研究院和其中最副盛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治理,都有极大贡献。但两人(特别是傅)或者因为太能干,有时不免偏于专断,恰缺乏胡适那种亲和力及善于吸收他人意见观念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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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年胡适有长期而且密切过从的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先天具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这或者就是后来读韦伯的人喜欢说的charisma,不过是属于亲和性的那一种,容易使人感到亲近。但胡适待人最主要的还是靠其从少年时即开始的“做人的训练”,用唐先生的话说,就是“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而胡适也的确善假于物。他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青年时如无蔡的提携,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应该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主持的北京大学都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10]这一点胡适自己很清楚,所以他虽对二人都有不满处,却能终生保持友好。而胡适又最善于挖人弟子,如把傅斯年从黄侃那里挖过来成新派健将,把丁文江从梁启超那里挖过来反攻进步党,都是显例。胡适一生所靠,为安徽人、留学生和北大人三大群体。这些人中许多人的才能学问都在特定的具体方面超过他,而仍肯为他所用,充分体现了胡适善假于物的过人之处,这显然是没有几个人能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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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初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常态下,胡适能得名并基本维持之,说明他确有一些过人之处;特别是他有意识地为个人也为社会维护自己“具社会领袖地位”的形象,其“作圣”的本领远过常人。但是,胡适爱与人周旋和不时要“率性”的两大习性,有时却与其名声的维持有直接的妨碍。特别是在激进的民初,与“旧势力”周旋太多,必然“落伍”。可是当胡适要“率性”时,他也不怕“落伍”。这又可见胡适虽然好名,但也并非事事为名。他那时去见早已为人冷落的清废帝宣统,就是其“率性”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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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我称他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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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希望影响所有能影响的人的。恰好宣统的老师庄士敦又是他的朋友。胡适的日记说,某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在胡适的意思,不过多影响一人。这是他与宣统先已有的联络,而主动者还是胡适。实际上,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庄士敦对胡适那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白话诗的尝试并不佩服(两人的真共识是反传教事业),不过胡在那时的中国已有相当地位,为宣统计,联络一下当无坏处。故庄士敦确向宣统说起“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并劝宣统不妨读一下胡适的东西。可是庄士敦也曾将反胡适的《学衡》呈宣统“御览”,恐怕他内心还更喜欢后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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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十五岁的宣统到底“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当他安装了电话后,四处给人打电话玩,后来想起胡适,便拨通了胡的号码。恰好是胡自己接的电话。溥仪自己回忆的通话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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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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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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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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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是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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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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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的后半截回忆不是很准确。因为据胡适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宣统帝来电话的当时就约次日谈话。胡以有课不空,因宫中逢二放假,就改约阴历五月初二(5月30日)。所以见面的时间是当时就约定了的。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将宣统帝逐出皇宫后,由易培基等人组织了一个故宫博物院。胡适回忆说:“他们一班人都是反对我的,要在故宫里找寻我的劣迹,说我私通宣统。他们搜查的结果,发现我给宣统的一张片子,上面写了‘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几个字。他们配起一个镜框,挂在故宫里作为展览品。”那个片子,或者就是一向客气的胡适在这次写去的。后来胡适也“曾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过”,并“问可以照相吗?他们说不可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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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说:“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般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溥仪本是临时起意打电话玩,当然没有人事先知道。由此可见胡适用心之细。一则了解背景,恐为人所利用。二也要为自己的行动找点合理的依据。据溥仪的回忆,胡适此次见庄士敦也澄清了勿须磕头这一“进宫的规矩”。这大约也是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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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宣统帝派了一个太监用车到胡家接胡适。他其实仍有课,但“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可知颇重视。这个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好还是仔细看看胡适自己的记述:“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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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述,与溥仪后来的回忆大体一致。我们看这里的宣统帝,衣服已不穿黄色了,可证其已平民化,胡适的观察真是细心。特别是宣统帝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他本想谋独立生活而不得支持,都是很知道理而确实值得同情的。胡适在两个月后公开发表的那篇《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中也特别强调这是“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而宣统帝所读的东西又不够好,也正需有人指点。胡适以为:“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胡适观察到的情形,是很能支持他这个看法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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