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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后一点或者还可商榷。因为胡适在中国本来就是鼓吹“引车卖浆者流”的文学的，反推到美国，当然正是那排行榜上的畅销小说。夏先生以为胡适的外行话有失“我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身份”，殊不知对胡适来说，这不是“文坛”还能是什么？美国人本未把一向替他们大说好话的胡适十分看得起，当然也不曾接受胡适的文学革命观念。但胡适有时也能斗胆指出洋人的不足（比如他就曾以为社会主义代表世界新潮流而洋人竟然没有看出来，详后），何况他最讲究“前后一致”，此时是否恰以中国“新文学开山祖师”的眼光在看美国文坛，亦未可知。有可能反是夏先生误解了胡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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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胡适虽好名但有分寸。他留学时在墙上挂有“汝果不敢高声言之，则不如闭口勿言也”的英文条幅。他以为这与孔子所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同义。胡适自谓他演说论学，都以此为准。“虽有时或不能做到，然终未敢妄言无当，尤不敢大言不惭。”可知胡适即使在“有时或不能做到”时，也还是有分寸的。大致如提前使用博士名衔，与实际也差不了太多。唐德刚先生在谈到胡适不能从政时，曾“坦白”地说：“胡先生也并不就那样老实，不过他始终没有不老实到做政客的程度罢了。”的确，民初的中国，因为传统的道德节操等俱在批判之列，政界的风气每下愈况，在那样的情形下，议政还可以，直接干预政治实非胡适所能。若与许多时贤相比，胡适的风范，“也就是百年难一遇的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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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1年，胡颂平奉承胡适说真正够得上当他秘书的只有两个人，即丁文江和傅斯年。胡适说：“这都是瞎说。他们两位的学问比我好，可以当我的老师。”[9]就学问的深度言，这大致是实话，但他早年处于防守之时大约就不会说。就实际办事能力，二人也远过胡适。不过，胡适学问的广博和治学的大胆，都在二人之上。他更另有一的确超过两人之处，那就是他具备荀子所说的君子善假于物的特殊本领。丁、傅二人，都是长于组织能力的，特别对于中央研究院和其中最副盛名的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创办治理，都有极大贡献。但两人（特别是傅）或者因为太能干，有时不免偏于专断，恰缺乏胡适那种亲和力及善于吸收他人意见观念的本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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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晚年胡适有长期而且密切过从的唐德刚先生认为，胡适先天具有“一种西方人所说的‘磁性人格’”。这或者就是后来读韦伯的人喜欢说的charisma，不过是属于亲和性的那一种，容易使人感到亲近。但胡适待人最主要的还是靠其从少年时即开始的“做人的训练”，用唐先生的话说，就是“常人莫及的修养功夫”。而胡适也的确善假于物。他在纪念蔡元培的文章中说，青年时如无蔡的提携，他的一生可能就在二三流报刊编辑的生涯中度过。应该说，陈独秀的《新青年》和蔡主持的北京大学都为胡适的兴起提供了根本条件。[10]这一点胡适自己很清楚，所以他虽对二人都有不满处，却能终生保持友好。而胡适又最善于挖人弟子，如把傅斯年从黄侃那里挖过来成新派健将，把丁文江从梁启超那里挖过来反攻进步党，都是显例。胡适一生所靠，为安徽人、留学生和北大人三大群体。这些人中许多人的才能学问都在特定的具体方面超过他，而仍肯为他所用，充分体现了胡适善假于物的过人之处，这显然是没有几个人能办得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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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初人物皆“暴起一时，小成即堕”的常态下，胡适能得名并基本维持之，说明他确有一些过人之处；特别是他有意识地为个人也为社会维护自己“具社会领袖地位”的形象，其“作圣”的本领远过常人。但是，胡适爱与人周旋和不时要“率性”的两大习性，有时却与其名声的维持有直接的妨碍。特别是在激进的民初，与“旧势力”周旋太多，必然“落伍”。可是当胡适要“率性”时，他也不怕“落伍”。这又可见胡适虽然好名，但也并非事事为名。他那时去见早已为人冷落的清废帝宣统，就是其“率性”之一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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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二 我称他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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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是希望影响所有能影响的人的。恰好宣统的老师庄士敦又是他的朋友。胡适的日记说，某次“庄士敦说起宣统曾读我的《尝试集》，故我送庄士敦一部《文存》时，也送了宣统一部。”在胡适的意思，不过多影响一人。这是他与宣统先已有的联络，而主动者还是胡适。实际上，欣赏中国传统文化的庄士敦对胡适那种“匹克尼克来江边”的白话诗的尝试并不佩服（两人的真共识是反传教事业），不过胡在那时的中国已有相当地位，为宣统计，联络一下当无坏处。故庄士敦确向宣统说起“提倡白话文的胡适博士”，并劝宣统不妨读一下胡适的东西。可是庄士敦也曾将反胡适的《学衡》呈宣统“御览”，恐怕他内心还更喜欢后者。[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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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十五岁的宣统到底“动了瞧一瞧这个新人物的念头”。当他安装了电话后，四处给人打电话玩，后来想起胡适，便拨通了胡的号码。恰好是胡自己接的电话。溥仪自己回忆的通话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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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胡博士呵？好极了，你猜我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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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您是谁呵？怎么我听不出来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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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哈，甭猜啦，我说吧，我是宣统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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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统？……是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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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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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的后半截回忆不是很准确。因为据胡适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宣统帝来电话的当时就约次日谈话。胡以有课不空，因宫中逢二放假，就改约阴历五月初二（5月30日）。所以见面的时间是当时就约定了的。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将宣统帝逐出皇宫后，由易培基等人组织了一个故宫博物院。胡适回忆说：“他们一班人都是反对我的，要在故宫里找寻我的劣迹，说我私通宣统。他们搜查的结果，发现我给宣统的一张片子，上面写了‘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几个字。他们配起一个镜框，挂在故宫里作为展览品。”那个片子，或者就是一向客气的胡适在这次写去的。后来胡适也“曾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过”，并“问可以照相吗？他们说不可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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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说：“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般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溥仪本是临时起意打电话玩，当然没有人事先知道。由此可见胡适用心之细。一则了解背景，恐为人所利用。二也要为自己的行动找点合理的依据。据溥仪的回忆，胡适此次见庄士敦也澄清了勿须磕头这一“进宫的规矩”。这大约也是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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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宣统帝派了一个太监用车到胡家接胡适。他其实仍有课，但“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可知颇重视。这个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好还是仔细看看胡适自己的记述：“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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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述，与溥仪后来的回忆大体一致。我们看这里的宣统帝，衣服已不穿黄色了，可证其已平民化，胡适的观察真是细心。特别是宣统帝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他本想谋独立生活而不得支持，都是很知道理而确实值得同情的。胡适在两个月后公开发表的那篇《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中也特别强调这是“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而宣统帝所读的东西又不够好，也正需有人指点。胡适以为：“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胡适观察到的情形，是很能支持他这个看法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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