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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啦，我是皇上。你说话我听见了，我还不知道你是什么样儿。你有空到宫里来，叫我瞅瞅吧。”[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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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对话的后半截回忆不是很准确。因为据胡适1922年5月17日的日记，宣统帝来电话的当时就约次日谈话。胡以有课不空，因宫中逢二放假，就改约阴历五月初二（5月30日）。所以见面的时间是当时就约定了的。1924年“北京政变”，冯玉祥将宣统帝逐出皇宫后，由易培基等人组织了一个故宫博物院。胡适回忆说：“他们一班人都是反对我的，要在故宫里找寻我的劣迹，说我私通宣统。他们搜查的结果，发现我给宣统的一张片子，上面写了‘我今天上午有课，不能进宫，乞恕’几个字。他们配起一个镜框，挂在故宫里作为展览品。”那个片子，或者就是一向客气的胡适在这次写去的。后来胡适也“曾到故宫博物院去看过”，并“问可以照相吗？他们说不可以”。[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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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5月24日，胡适在日记中说：“我因为宣统要见我，故今天去看他的先生庄士敦，问他宫中情形。他说宣统近来颇能独立，自行其意，不受一般老太婆的牵制。前次他把辫子剪去，即是一例……这一次他要见我，完全不同人商量，庄士敦也不知道。”溥仪本是临时起意打电话玩，当然没有人事先知道。由此可见胡适用心之细。一则了解背景，恐为人所利用。二也要为自己的行动找点合理的依据。据溥仪的回忆，胡适此次见庄士敦也澄清了勿须磕头这一“进宫的规矩”。这大约也是访问的一个重要目的。[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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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宣统帝派了一个太监用车到胡家接胡适。他其实仍有课，但“今日因与宣统帝约了去见他，故未上课”。可知颇重视。这个事件曾引起轩然大波，最好还是仔细看看胡适自己的记述：“太监们掀起帘子，我进去。清帝已起立，我对他行鞠躬礼，他先在面前放了一张蓝缎垫子的大方凳子，请我坐，我就坐了。我称他皇上，他称我先生。他的样子很清秀，但单薄的很；他虽十七岁，但眼睛的近视比我还利害；穿蓝袍子，玄色背心。室中略有古玩陈设，靠窗摆着许多书，炕几上摆着今天的报十余种，大部分都是不好的报，中有《晨报》、英文《快报》。几上又摆着白情的《草儿》，亚东的《西游记》。他问起白情、平伯；还问及《诗》杂志，近来也试作新诗。他说他也赞成白话。他谈及他出洋留学的事，他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我本想谋独立生活，故曾要办皇室财产清理处。但许多老辈的人反对我，因为我一独立，他们就没有依靠了。’他说有许多新书找不着。我请他以后如有找不着的书，可以告诉我。我谈了二十分钟，就出来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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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记述，与溥仪后来的回忆大体一致。我们看这里的宣统帝，衣服已不穿黄色了，可证其已平民化，胡适的观察真是细心。特别是宣统帝说：“我们做错了许多事，到这个地位，还要靡费民国许多钱，我心里很不安。”他本想谋独立生活而不得支持，都是很知道理而确实值得同情的。胡适在两个月后公开发表的那篇《宣统与胡适》的短文中也特别强调这是“那一天最要紧的谈话”。而宣统帝所读的东西又不够好，也正需有人指点。胡适以为：“清宫里这一位十七岁的少年，处的境地是很寂寞的，很可怜的；他在寂寞之中，想寻一个比较也可算得是一个少年的人来谈谈，这也是人情上很平常的一件事”。胡适观察到的情形，是很能支持他这个看法的。[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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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新人物的代表胡适居然见旧传统的一个象征逊清皇帝，确曾引起很多人的非议。除了个别报纸外，大部分的舆论用胡适的话说都是“猜谜的记载，轻薄的言论”。约两个月后还有人在传播什么“胡适为帝者师”和“胡适请求免跪拜”的说法。其实在溥仪一边，情形也大致相似。他回忆说：“王公大臣们，特别是师傅们，听说我和这个‘新人物’私自见了面，又像炸了油锅似地背地吵闹起来了。”可知这事还真有点两边不得人心，民初时新旧之间的成见，的确不浅。据溥仪的回忆，胡适见他后曾给庄士敦一信，称“我不得不承认，我很为这次召见所感动。我当时竟能在我国末一代皇帝——历代伟大的君主的最后一位代表面前，占一席地位”。[17]从行文看，确很像胡适的手笔。后来许多人据此攻击胡适，不知他这不过是对洋人玩一下“洋规矩”，洋人才讲究初次见面后写些客套话寄去。其针对的是庄士敦而非宣统，而且那些客气的应酬话也是不算数的，因为英美人如果讲套话而又不是客气之意时，讲完后要特别申明我这不是当客套话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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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冯玉祥在1924年的“北京政变”后将清帝逐出故宫，对“孤儿寡母”的受气深有体会的胡适曾大打抱不平，并曾亲到溥仪的住处看他，当面重申冯玉祥的行为“在欧美国家看来，全是东方的野蛮”。这正是胡适最主要的考虑，即中国在洋人那里的面子问题。在那时，胡适的所作所为在政治上恐怕是很不能算“明智”的，连他一些相当“温和”的朋友如周作人、李书华和李宗侗等人都写信表示反对。但对于落难者来说，想必是温暖的。这也是胡适特立独行、讲义气的表现。溥仪后来的回忆，因为时代的关系，没有将此事说得很近情理，不过他还是婉转说出了胡适那时与一般人的单纯慰问不一样，还多了一层“关心”，即为他打算今后的出路，特别是鼓励“皇上自己下决心”出国去留学。[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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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尔纲先生近年回忆说，胡适在1931年“九一八”前夕，在景山看故宫，沉痛地说，“东北情况严重，如果当年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不知怎样了”，然后就承认自己当年反对此事的做法是错误的。[19]这个回忆，恐怕有些误差。称宣统帝之名而在“逐”前加“驱”这样的字，不太合民国十几年时胡适的说话习惯，倒更像是经过了社会主义改造的知识分子的口吻，应非原话，可不必用引号。而且，溥仪的去东北，是在“九一八”后的事，并且那事是秘密进行的。即使报纸那时已先在谈论此事，到底溥仪是否会去东北，在“九一八”之前并不能肯定（那时连“九一八”是否会有都不知道）。以胡适讲究证据的习惯和不十分喜欢承认错误的性格，怎么会在事发之前就凭预感——假如真有的话——做出这样先知式的负面判断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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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之，如果胡适在对罗先生说完对东北的忧虑后，指出当年若冯玉祥不把溥仪驱逐出宫，今天北京的情形“当更可为”，恐怕还合乎逻辑一些，也更符合胡适对大部分人都主张尽量争取的一贯思想。罗先生希望为胡适留一个更“完美”形象的美意，甚可感；但在此心态之下的晚年回忆，恐未必准确。胡适这样的特立独行之士，正是不要事事都与人一致；这样的胡适，或不完美，却更完整。他那时的“率性”，也还不止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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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造文明之梦（胡适传）（修订本） 三 礼教与少年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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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胡适平时“作圣”的功夫很深，一般人并不真知胡适其人。他曾自我描绘说：“我受感情和想象的冲动大于受理论的影响。此是外人不易知道的。因为我行的事，做的文章，表现上都像是偏重理性知识方面的，其实我自己知道很不如此。我是一个富于感情和想象力的人，但我不屑表示我的感情，又颇使想象力略成系统。”而且，“我虽可以过规矩的生活……虽平时偏向庄重的生活，但我能放肆我自己”，有时也能过很快活与放浪的生活。这一层“外人很少知道的。我没有嗜好则已，若有嗜好，必沉溺很深。我自知可以大好色，可以大赌”。不过，也要不时“率性”的胡适认为，这些别人不知的真性格，“有时我自己觉得也是一点长处”。实际上，胡适“最恨的是平凡，是中庸”。[20]只有认识到胡适的这一面，才能理解下面一段胡适的“率性”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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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0月11日，正在杭州养病的胡适向来访的徐志摩出示其烟霞洞杂诗。徐似有所感，于是“问尚有匿而不宣者否？适之赧然曰有。然未敢宣，似有所顾忌”。两天后，二人再次长谈，“谈读书谈诗谈友情谈爱谈恋”，“无所不至”。这一回，匿而不宣的诗也出示了。徐氏读后下一断语：“凡适之诗前有序后有跋者，皆可疑，皆将来本传索引资料。”[21]胡适自称是讲究“诗的经验主义”的，主张“做梦尚且要经验作底子，何况作诗”。他的诗正像他的梦：“都是平常经验，都是平常形象，偶然涌到梦中来，变幻出多少新奇花样！”（《梦与诗》）[22]所以，胡诗的冰山下面，正隐藏着他生活的经历，可惜徐志摩那段重要的启示，并未受研究者的足够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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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策纵先生曾说，胡适个性“太冷静”，故他写诗多是在发宣言，有意见要发表，“而不是由情感冲激而成，也就不能以情移人”。这是不错的。胡适做诗既然以经验为底子，又主张以作文的方法做诗，故其诗多平淡无余味。唯有他的爱情诗，因为那经验的底子就是动感情的，故写出来也分外动人，与其他诗大不相同。换言之，当胡适的诗确由“情感冲激而成”时，也是相当能“以情移人”的。不过周先生终是胡适诗的一个真正解人。他看出胡适在其涉及爱情的诗中努力用理智道义来约束纯粹的情欲，所以“他诗中所写的爱情多已遭理性约束”。胡适的“情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一诗“固然是他对自己约束自由恋爱的一种解说，我看他内心还有时难免有一些‘烦恼竟难逃’的”。[23]胡适在自解之时，是在“作圣”，但这也未必就掩盖得了他内心的烦恼，所以总会有以“率性”为爆发之时。徐志摩目睹的情景，就是这样一次“率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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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位使胡适做诗而不敢宣者，就是曹珮声，小名娟，学名诚英，是胡适三嫂的同父异母妹妹。曹约小胡适十岁，胡适与江冬秀结婚时，曹是伴娘之一，胡适自己一向称为珮声表妹。珮声曾嫁上庄胡冠英，在其兄曹诚克支持下于1920年到杭州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其时参与编《安徽旅浙学会报》。1921年5月5日胡适日记中有珮声为该报乞序，胡允之。同日记载当时戏曲名家吴梅著有白话《聊斋》，也向胡适乞序，却不允。亲疏可辨。1922年冬，曹的夫家以其结婚三年无子，给胡冠英娶妾，结果次年春珮声即与胡冠英离婚。1923年胡适到杭州养病，再见曹珮声，遂有一段挚热的爱情生活，近年才渐为人所知。[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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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一生，尝试过与发妻江冬秀那“名分所造的爱情”；也尝试过与陈衡哲的“高洁之友谊”；与曹珮声这一段，则是他晚年为人书写条幅最爱写的“山风吹不散的心头人影”。那段“高洁之友谊”，学者多有争议，也有不少误解，本节不拟涉及。但后一段胡适爱情生活的高潮，则与他那“名分所造的爱情”不是十分成功有关，所以不得不简单论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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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如一般所见，胡适与江冬秀的婚事是相当勉强的。他自己说：“吾之就此婚事，全为吾母起见……若不为此，吾决不就此婚。”[25]1914年，胡适得家中照片，冬秀也在其中。有诗记之。里面说到“图左立冬秀，朴素真吾妇”；然后一面对久未归娶致歉，也再次承诺“归来会有期，与君老畦亩”。在描绘了一幅“辟园可十丈，种菜亦种韭；我当授君读，君为我具酒”的田园诗后，胡适点明这一切的“真趣”都在于“可以寿吾母”。[26]这首被许多人引用来证明胡与江情意的诗中，有关冬秀部分的总纲就是这一句，正可为前面那句话做注脚。其实无非是一种“由分生情意”的心境写照；“分定”之后，只好以“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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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留学时曾提出：“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中国人订婚之后，双方对对方都能产生“特殊之柔情”，虑其所虑，喜其所喜。到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这里恐怕半是自解，半是希望。胡适起初也很想发展他与冬秀那“名分制造的爱情”，多次提出与冬秀通信，而竟然终不可得。一方面因为冬秀识字不多，写信困难，但主要还是因为以传统礼俗论之，这样的通信实是“越礼”，故江冬秀不得不“避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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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胡适在结婚前一直想见冬秀一面而不可得。他在归国前的诗中自叹：“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晚年仍在说：“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到我民国六年回国，我走了一天的路去看她，还是看不到。”可见他终生不能忘记那次专程去看人而不达目的之事。这当然仍怪不得冬秀。唐德刚先生是极少看过江冬秀日记的人中的一个。她在日记中记述了胡适初回国时到江家要想看她，她颇“不好意思”，想见又不敢见，不得不躲在床上装病，自己又暗暗落泪。实际上，她也不可能“敢”，因为家里的人仍不准她“越礼”。[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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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适于婚姻重“名分”和“实际需要”的倾向在前面那段话中也表现得很明白。胡适后来虽然提倡易卜生主义，但自己要“作圣”，便不能走极端。以他幼年的家境，孤儿寡母在大家庭中看脸色度日，后来能留学美国念博士，来之不易，他自己是十分珍惜的。母亲对他的深情，他更有充分的体会。所以即使不“暴得大名”，他也未必能进行彻底的家庭革命。1915年胡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说：“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彼时的胡适未必就能梦见两三年后即为士林之首的佳境，但将事业名誉放在婚姻之上的价值判断已经形成。所以胡适也一向反对留学生“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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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留学将归国时有一首《朋友篇》的诗，其中说道：“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以他受过西方民主洗礼的人，在美国时又很注意观风，而全不提名分上的未婚妻江冬秀，可知那名分造的爱情，本来不深。婚后，胡适才发现他过去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他以前所说的“名分上发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但这种理想的情谊往往因实际上的反证，遂完全消灭”。考虑到他的“理想”是在结婚之前，而说“实际的反证”是在结婚之后，胡江之间的感情生活，想来就不会十分融洽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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