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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留学时曾提出：“西方婚姻之爱情是自造的（Self-made），中国婚姻之爱情是名分所造的（Duty-made）。”中国人订婚之后，双方对对方都能产生“特殊之柔情”，虑其所虑，喜其所喜。到结婚时，“夫妻皆知其有相爱之义务，故往往能互相体恤，互相体贴，以求相爱。向之基于想象，根于名分者，今为实际之需要，亦往往能长成为真实之爱情。”这里恐怕半是自解，半是希望。胡适起初也很想发展他与冬秀那“名分制造的爱情”，多次提出与冬秀通信，而竟然终不可得。一方面因为冬秀识字不多，写信困难，但主要还是因为以传统礼俗论之，这样的通信实是“越礼”，故江冬秀不得不“避嫌”。[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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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胡适在结婚前一直想见冬秀一面而不可得。他在归国前的诗中自叹：“从来没见他，梦也如何做？”晚年仍在说：“我和我的太太订婚之后，我们从未见过面。到我民国六年回国，我走了一天的路去看她，还是看不到。”可见他终生不能忘记那次专程去看人而不达目的之事。这当然仍怪不得冬秀。唐德刚先生是极少看过江冬秀日记的人中的一个。她在日记中记述了胡适初回国时到江家要想看她，她颇“不好意思”，想见又不敢见，不得不躲在床上装病，自己又暗暗落泪。实际上，她也不可能“敢”，因为家里的人仍不准她“越礼”。[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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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胡适于婚姻重“名分”和“实际需要”的倾向在前面那段话中也表现得很明白。胡适后来虽然提倡易卜生主义，但自己要“作圣”，便不能走极端。以他幼年的家境，孤儿寡母在大家庭中看脸色度日，后来能留学美国念博士，来之不易，他自己是十分珍惜的。母亲对他的深情，他更有充分的体会。所以即使不“暴得大名”，他也未必能进行彻底的家庭革命。1915年胡适在致母亲的家书中说：“儿若别娶，于法律上为罪人，于社会上为败类，儿将来之事业名誉，岂不扫地以尽乎？此虽下愚所不为。”彼时的胡适未必就能梦见两三年后即为士林之首的佳境，但将事业名誉放在婚姻之上的价值判断已经形成。所以胡适也一向反对留学生“回国后第一件事便是离婚”。[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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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在留学将归国时有一首《朋友篇》的诗，其中说道：“此身非吾有：一半属父母，一半属朋友。”以他受过西方民主洗礼的人，在美国时又很注意观风，而全不提名分上的未婚妻江冬秀，可知那名分造的爱情，本来不深。婚后，胡适才发现他过去还是太理想主义了。他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他以前所说的“名分上发生的情意，自然是有的……但这种理想的情谊往往因实际上的反证，遂完全消灭”。考虑到他的“理想”是在结婚之前，而说“实际的反证”是在结婚之后，胡江之间的感情生活，想来就不会十分融洽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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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8年婚后不久，胡适译了一首“世界情诗之最哀者”的《老洛伯》，言一女子因洛伯照料其父母，心虽不爱而身终嫁之：“我只得努力做一个好家婆，我家老洛伯也并不曾待差了我。”该诗有跋，说“全篇作村妇口气”，是知译诗时心中有“村妇”在。其实就是他的夫子自道。的确，胡适对此婚姻虽觉勉强，但江冬秀一等十三年，二十七岁始出嫁。在当时的农村，也不知受过多少白眼，他又怎能不努力做个好丈夫呢！实际上，他为了“博吾母欢心”，确曾“极力表示闺房之爱”。在胡母去世之前，胡适是做到“力求迁就”的。[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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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适的努力，似乎也有些效果，他在1922年4月做了一首《小诗》：“我们现在从生活里，得着相互的同情了，也许人们不认得这就是爱哩。”这大约就是说他与冬秀了。但“人们”（实即自己）还不十分认得这是爱，到底还不是很肯定。胡适在两年前写了一首《我们的双生日——赠冬秀》的诗，把他们那种“宁愿不自由，也就自由了”的关系描绘得很清晰：“他干涉我病里看书，常说：‘你又不要命了！’我也恼她干涉我，常说：‘你闹，我更要病了！’我们常常这样吵嘴——每回吵过也就好了。”十年后胡适写《自述》时，说他自十四岁起，“在这广漠的人海里独自混了二十多年，没有一个人管束过我”。虽是怀念母亲深情，也道出一丝深深的孤独感触。则婚后在冬秀那里，至少未能得知音之遇，大约是可以肯定的。[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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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胡母去世后，胡适或有责任顿卸之感，身心为之一松。1919年2月26日，胡适译了一首诗，名曰《关不住了》，专言爱情是关不住的。两日后，又有译诗，要和爱人一起“把糊涂世界一齐打破……好依着你我的安排，把世界重新造过”。可以见到胡适此时心情之一斑。看来他是在往“率性”的方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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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11月，胡适有一首诗《一笑》，记以前有人对他一笑，“我不但忘不了他，还觉得他越久越可爱”。不仅如此，胡适“借他做了许多情诗”，记述不少欢喜伤心。西湖养病之后的1924年初，胡适又有一首诗：“坐也坐不下，忘又忘不了。刚忘了昨儿的梦，又分明看见梦里那一笑。”诗后有跋，正是徐志摩所谓可疑者，当系为曹珮声所做。则以前有人对他一笑，即珮声也。这一笑的时间，是否即在做伴娘时，已不可考，但必在那时的前后。那次胡适返乡后，曾写有《三溪路上大雪里一个红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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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行山雪中，抬头忽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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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何故，心里很欢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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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雪摘下来，夹在小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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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想做首诗，写我欢喜的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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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料此理很难写，抽出笔来还搁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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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或无心，后终难忘，渐生朦胧的情意。此后胡适所做的“情诗”，恐怕不止是“借”她作题材，而其实就是“为”她所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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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在1919年做了《关不住了》后两月，胡适曾借亡友诗意，以《应该》为题写出一种“很为难的爱情境地”，正是使君有妇不爱，却另有情人。情人反劝他“应该把爱我的心爱他”。此时的心情尚在依违两可之间。到是年6月，写下《爱情与痛苦》，又是有“后记”的，竟已喊出“几次细思量，情愿相思苦”！不过此时仍在游移，到1920年8月，译张籍的《节妇吟》，有跋，说张的妇人诗“用意都比别人深一层”。在此诗中明说“你知道我有丈夫，你送我两颗明珠”；明珠者，两眼中的笑意也。不过“低头一想”，“总觉得有点对他不起。我噙着眼泪把明珠还了，——只恨我们相逢太晚了！”终于决定还是做个“节夫”。但到1920年做《一笑》时，情意已更深，只是还未到坐不下忘不了的境地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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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胡适的心境大概一直是处在矛盾之中。1918年5月，可能是陶孟和向他提起小说《苔丝》（Tess）的女主角苔丝的爱情遭遇很像《老洛伯》中的锦妮，他回家读后颇有同感，但指出，锦妮是18世纪的人，所以取妥协的态度。苔丝是19世纪下半叶的人，“受了新思潮的间接感化”，所以取革命的态度，敢于杀了所嫁而不爱的人。此时胡适显然想到了自己，他表态说：“中国的我，可怜锦妮，原谅锦妮；而西洋廿世纪的我，可怜Tess，原谅Tess。”[33]这是所见胡适唯一一次提到他身上有两个新旧中西不同的“我”。他在家庭爱情问题上究竟是取革命的还是妥协的态度呢？胡适大概又在想走一条鱼与熊掌兼得之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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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4月底，胡适南下到杭州养病，见到了在那里念书的曹珮声。5月初他到上海，住在美国记者索克思家治病养病。胡适说，“我是不惯寂寞和闲散的人”。有工作而寂寞，还可以过。“但寂寞和闲散同时来，那是很苦的”！养病期间除做完前已动手的《〈镜花缘〉的引论》外，只做了《孙行者与张君劢》一篇。自己以为“皆不费力。此外别无所作”。但是那段时间胡适与曹珮声时有书信往来，恐怕已经动情。当时“科学与玄学”的争论所战方酣，胡适心不及此，自称“只做了一篇很不庄重的《孙行者与张君劢》”。做文也不庄重，很能代表他当时的心态。丁文江就以为胡适在科学与玄学论争中是由庄严变滑稽，丁虽与胡在一边，仍觉得胡的文章“恐怕嫌刻薄一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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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8日胡适再到杭州，不久在给友人汪孟邹的信中，说到“我决计在西湖的烟霞洞过夏，略需一些东西，叫思聪回来购买”。可知在烟霞洞过夏之事非预计在先，很可能这时已准备当一下“西洋廿世纪的我”了。胡适于6月下旬移住烟霞洞，那时与曹珮声过从甚密。8、9月间，曹也搬至烟霞洞同住，开始了胡适后来所说的“一生最快活的日子”！[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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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段时间胡适做诗较多，曾辑为《山月集》，专门记录他们那“三个月的烟霞山月的‘神仙生活’”。今辑本似已不存，诗则有许多还在。胡适晚年未编完的《后尝试集》中就有不少，后来以手稿形式在台北影印出版。但因他有意掩饰，或故意将诗不依时间次序排，或根本不署时间，若不仔细辨认，就可能搞错。其中胡适在8月中旬做了一首《怨歌》，专述他和曹珮声的往事，承认确实是在1917年底一见就有意思。那首诗他当时并不避熟人，同乡汪静之往访，即曾出示。但那首诗他却没有收进《后尝试集》，大陆胡明所编收诗最多的《胡适诗存》也未收，所以值得全文录在下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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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我回到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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